余永定 资本外逃同改革未到位有关

　　目前一些限制措施是临时性的

　　新京报：对五大类做出限制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有哪些？

　　余永定：中国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并购获取先进的技术、形成品牌、获取先进管理经验、建立广泛的市场网络等。通过企业的海外并购可以改善跨境资源的配置。对外投资应该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链升级尤其是制造业升级、消费升级相适应。

　　为什么国家点名这几类行业呢？首先，国家可能认为这些行业的海外投资同中国海外投资的应有目标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并不相契合。其次，在这些行业的收购活动中，中国企业出价之高，公众难免会怀疑这些收购实质上是资本外逃。

　　再次，在这些行业的投资中，许多投资的成败取决于资产价格的变动。上世纪80年代下半叶，日元升值、日本国内资产价格飙升。于是，日企走出去，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大搞房地产投资。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日本房企损失惨重。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业海外投资限制，担心中国企业重蹈日本企业的覆辙。

　　最后，在这些行业的投资中，不少企业的资金来源或是国内银行贷款或是所谓的“内保外贷”。这类投资一旦失败就会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严重损害国内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因而金融监管当局不得不对这类投资的安全性格外关注。

　　理论上，海外投资是商业行为，应该由企业自主决定。但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市场扭曲、产权保护、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仍然在路上），市场供求、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都不足以保证企业行为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这样，国家就需要在一定层面上对海外投资行为进行干预和指导。我相信，目前的一些限制措施是临时性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将逐步减少乃至取消海外投资的行业限制。

　　新京报：您此前提到，管制是一把双刃剑，要把握好尺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误伤”的现象，如何才能避免“误伤”现象出现？

　　余永定：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不足以有效遏制资本外逃。但资本管制放松与收紧却能影响一般的资本外流。在出现某种不利冲击的情况下，加强资本管制，肯定会造成“误伤”，影响正常、合理的资本跨境流动。如何尽可能减少“误伤”是对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严峻挑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等都有助于减少误伤，但误伤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资本管制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资本管制不能、也不应该永远保持下去。

　　资本管制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方面，资本管制的各项规定不能轻易改变。例如，外资利润汇出的自由必须保证。关于中国居民换汇额度的规定也应该如此。另一方面，资本管制也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从总的方向上看，应该是逐步放松的。但在特定条件下，不仅执行力度可以从紧，而且也可以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例如，对某些资本流出通道的额度规定进行调整。

　　维持资本管制可以为各种改革争取时间

　　新京报：资本管制近期会放开吗？

　　余永定：我相信资本管制不会长期维持，但也不认为政府近期会开放资本项目。资本项目完全放开的时间取决于改革的进展，很难给出一个严格的时间表。

　　11月4日，发改委发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取消了过去20亿美元以上海外投资须经国务院审批的规定。这显然是海外投资便利化的一项措施。这项拟议中的措施对资本管制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1月9日，外交部表示，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开放金融服务业同开放资本项目是不同的两件事。开放金融服务业并不等于放弃资本管制。事实上，中国完全应该大幅度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同给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时间表不同，给出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可行的和有益的。

　　资本突然发生大规模外流或持续存在资本外逃，除经济失衡、贬值预期严重等原因外，同改革未到位，存在大量结构性、制度性扭曲也存在密切关系。例如，产权保护有待强化、政企关系不正常、税负过重、汇率缺乏弹性等原因都会鼓励资本外流或外逃。而大规模资本外流或外逃一旦发生，就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相反，维持资本管制可以为我们的各种改革争取时间。“肉烂在锅里”，只有资金还留在中国，我们才能谈得上改进资金的使用和配置。因而，只有在把这一系列结构性和制度方面的扭曲基本去除掉后，才能全面放开资本管制。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