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8:书评周刊·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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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 重拾生命真实的关系

2017年11月1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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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生于奥地利,犹太宗教哲学家、翻译家、德语文体大师。著述领域包含犹太神秘主义、社会哲学、圣经研究、宗教现象学等。布伯的哲学关注人与其他事物的“相遇”或“对话”。《我和你》是表达其哲学观点的代表作。
《我和你》
作者:马丁·布伯
译者:杨俊杰
版本:后浪丨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1986年、2002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与你》,陈维纲译。

  “我是钟表,挂在这里,不懂我自己。”

  1816年6月7日,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幽禁期间讲出这段别有深意的独白。他以悬挂的摆钟自比,流露出被放逐的孤寂。这位昔日君王也曾被数以千计的人追随,虽然他从未与他们建立真正的联系,“周围的生命,他当成一台台各有其能耐的马达,他的事业可以用得着、用得上。就连他自己,也是这样。”

  无论是马达还是钟表,拿破仑都只是把生命当对象,把人当手段,最后连自己也没放过。 “这是我们的本质使然”,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早在近百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无法规避的命运:“我们世界里的每一个‘你’一定都会变成‘它’。”

  “你”和“它”都是布伯《我和你》中反复阐述辨析的词,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我-你”与“我-它”这两对词。布伯巧妙地运用人称之间的关系,作为进一步阐发论说的基本词,“一个基本词是‘我-你’(Ich-Du)这一对,另一个基本词是‘我-它’(Ich-Es)这一对。”在此基础上,布伯建构出一整套关于联系、相遇、对话的宗教哲学思想。当公共领域的裂痕和撕扯愈演愈烈,是时候温习布伯不断强调的“我和你”,重拾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

  就好比真正的教师应该帮助学生,使他生命中那些最好的可能性成为现实,而真正的医生也绝不只能把病人当作客体,而应采取人格面对人格的态度,好让一座已然荒废的生命体重获生机。布伯用一本《我和你》让我们看到,只有彼此建立真切的联结,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看护与救赎。

  “它”是蛹,“你”是蝶

  “世界里的任何真实联系都是在活跃与沉寂之间变幻,任何单个化了的‘你’一定会蝶变成为‘它’,然后才会又一次重新展翅。”

  “哪有什么自在的我,只有基本词‘我-你’的‘我’,基本词‘我-它’的‘我’。当有人在说‘我’的时候,就是在那两个‘我’里的一个。”如果说笛卡尔将“我在”的基点建立在“我思”之上,那么布伯则直接将“我”的存在嵌入“关系”之中。在布伯看来,“关系”有且只有两重,“我-它”以及“我-你”,分别对应着感受的世界和联系的世界。在感受的世界里,“它”是对象,人对身边的存在或发生的事情有觉察,“世界被感受了,但没有被在意”;在联系的世界里,“你”是真实的生命,“所有的真实生活,都是相遇”。

  这就是布伯在《我和你》中反复论说的两重关系,“生命性层面的东西,在眼前活着。对象性层面的东西,活在过去里”。“一个人要是留恋其所感受、使用的那些事物,他就是活在过去里,这人的每个时刻都没有现在。这人拥有的只是对象。”而我遇见“你”,走进与“你”的直接联系里,没有欲望横亘其间,更没有手段阻碍,“联系,是被拣选和拣选的合一,被动和主动的合一。”

  然而人最难克服的宿命却是不停地在生命性和对象性之间变幻往复。文化亦然,总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转身,要么“穿过属灵层面的地下世界的一个又一个陀螺”向下走,要么向上“走进那最往里最精妙也缠绕得最复杂的旋涡”里。

  世界里的每一个“你”,都难免一而再地重新跌入“它”之中。但凡退出了联系,就只剩下感受。所谓感受,就是“你”已远去。布伯更是拿化蝶作比,“‘它’是蛹,‘你’是蝶。哪里能够分得清楚,经常纠缠在一起,成其为两重。”“没有了‘它’,人就不能生活。但谁要是只同‘它’生活,谁就不能算是人”。

  布伯一再区分“我-你”与“我-它”,却又深知两者的精神都发端于自然般的现实。从最初自然般地“紧紧结合”到之后自然般地“脱颖而出”,再到意识到“它”的局限进而更加追求同“你”的联结,布伯看到人类和个体在其中的角力辗转,“它”和“你”此消彼长,共经患难。这是个人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都在彰显的现实:人感受“它”的能耐在增长,联系“你”的能量却在减弱。好像布伯在他的时代,不满所谓“现代人的公共生活”,“引领方向的政治人物、经贸人物……对待他所要触及的那些人,不是当成那没办法感受到的‘你’的载体,而是当成一个又一个的绩效中心和奋斗中心,各自具有某种特别能力而可以派上具体某个用场。”

  我们固然也对这样的生活场景熟稔于心。人们已然满足于一个尽是“对象”的世界,任其绚烂夺目、光彩熠然,甚至故意闭合通往生命深处的心门,只让身体停留在这个把人不断物化的外在。我们深谙身处其中的病态:生生抹去人之为人的崇高与荣光,任凭谎言欺瞒丛生,暴戾践踏横行。人与人之间充斥着任性和不相信,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只有目的设定和手段设计。用布伯的话说,我们被淹没在只注重感受和使用的“它”的世界里,“我-它”中的“我”逐渐退出了生命间的联系,也因此失了真。

  单个的“你”呼唤永恒的“你”

  “要是就留在世界里,那是找不到神的;要是从世界里走了出去,那是找不到神的。谁带着整个的生命,动身朝他的‘你’走过去,把一切世界生命都搬到他那里,谁就找到了那寻觅不到的神。”

  布伯相信,每个人都活在两重的“我”里,如果其中“我-你”的那个“我”更强健,那人就会越来越有人格,反之则越为自有生命所左右,深陷在不真实里。只有充分相信,并且建立联系,才能让人格更加坚韧,让真实不再离开。好像苏格拉底那样,通过与人的不断对话让人格愈发有力,“那是一个无穷尽地在谈话的‘我’,谈话的空气吹拂着他走的每段路途,哪怕是在法官们面前,哪怕是在最后的狱中时段。他的‘我’活在与人的联系里,那联系就体现在谈话里。”通过“充分、真正、纯粹”的对话,“我”才能真正遇见“你”。

  然而“我和你”中,其实更重要的既非“我”也非“你”,而是其间的“和”,是遇见、对话和联系。“联系中,无论哪个载体失真,联系也失真。”布伯强调,“我”和“你”必须是在关系之中的“我”和“你”,而非各自独立的“我”和“你”。因此,既不能让“我”被“你”吞噬,继而“你”不再是 “你”,而是独自存在的东西;也不能让“我”退化成“自己”,把自己认定成独自存在的东西。

  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都有悖于布伯所推崇的“关系”。他用两幅图景分别展现了各自的要义,一幅是宇宙,“在群星的漩涡里浮现小小的大地,在大地的熙熙攘攘中又浮现小小的人,然后是历史背负着人往前,穿越一个个年代,穿越一个个像蚂蚁成堆一样的文化,碾过了这一堆往前,又造出一堆来。”另一幅是灵魂,“一位织女在纺线:纺出群星的圆环轨道,纺出所有造物的生活,纺出整个的世界历史;一切都是一根纺线所纺,不再有所谓的星辰、造物,不过都是感觉、表象,甚至只是体验、灵魂状态。”

  在布伯看来,前者“宇宙”中,“我”被埋没在世界里,根本无所谓“我”;后者“灵魂”里,世界埋没在“我”中,根本无所谓世界。这样两种埋没都让真正的联系无法建立,而布伯坚信,一切都包含在联系里,并最终通向永恒的“你”。“一条条联系的延长线在永恒的‘你’那里相交。每一个单个的‘你’都是向永恒的‘你’所做的一次眺望。”布伯对于“我-你”关系的设定,不仅出现人和人之间,也出现在人和神之间。他在后记中也指明,很多人“没有看到与神的联系、与身边人的联系这两者其实有一种密切的‘紧紧结合’”,而这正是布伯最深切关切的核心。

  “信仰神意味着决不会用第三人称称谓神”。1921年秋,布伯突然想明白这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因此才决定用“你”来指称神。“即使有谁觉得神的名字羞涩不能出口,甘愿妄想自己就是无神的,但当他带上他的整个的已顺从的生命,呼唤他生命的那个‘你’,那个不可能为别的任何东西所限制的‘你’时,他就是在呼唤神。”

  “不只是在讲神,而且还是向神讲话”,这也是为什么布伯一直坚持通过祷告接近“神”、走向“神”,而不是像某些神学理论教义那样,将“神”对象化,当作客体去考察,那样便落入“我-它”的窠臼。永恒的“你”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成为“它”,这也是布伯拒绝联系的能量在我和神之间被削减的原因,“宗教的退步,其实是宗教中祷告的退步;联系的能量在宗教中程度越来越深地为对象性所掩埋,在宗教中变得越来越沉重,以至于难以同那完整的没有分割的生命说‘你’”。布伯在乎的只是关系,是“我和你”的联结,那意味着真正与个体生命的相遇,以及带着整个生命,动身向神走去。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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