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价再涨，到底如何追责“红黄蓝”？

　　【法律人谈】

　　美国东部时间30日（北京时间11月30日夜间）纽约股市开盘时，中国早教服务商红黄蓝公司的股票可能会大涨。因为它刚刚公布了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净盈利从去年同期的220万美元涨到了380万美元。

　　事实上，这一业绩也有其支撑。截至9月底，红黄蓝旗下直营幼儿园有儿童21413人，另有910个特许经营的亲子园和209个幼儿园，规模庞大。

　　本月爆发的虐童丑闻虽已被证实，但正如红黄蓝高管在警方通报前向机构投资者预测的，此事被定性为一个22岁的大孩子对小孩子们实施的孤立恶行。因虐童被抓的人，既没有就因传播相关信息而被抓的人多，也没有被立案的教育部门官员多。若警方继续恢复监控硬盘数据的过程中，没有新发现，此事就如一些媒体所说，已经调查结案，那对红黄蓝的冲击将是非常小的。

　　【困境】

　　难以指望外国投资者不抄底

　　具体而言，一是若本案被定性为“坏人违规干坏事”，那幼儿园就未必受罚。尽管红黄蓝之前被确认有两起虐童事件，甚至有看护人承担了刑事责任，但似乎没有信息表明相关幼儿园因此被停业整顿或罚款。朝阳区教育委员会目前也未曾宣布对此立案调查，日后对其行政处罚的可能性不大。这和一些农村“无证”幼儿园因为事故而被关张的情况大不相同。

　　第二，尽管当前红黄蓝遭受很多恶评，但其第四季度或未来的营业收入未必会大幅减少。当前，早教市场的主要困境，如入园收费高、但幼师工资低，说到底是因为早教机构太少。公立幼儿园门难进，名额极少；私立幼儿园门难开，设立困难。存量幼儿园其实处于一种中间渠道控制、尽可两头剥削的状态，壳价值就很值钱。

　　本来，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过度反应很常见。例如三鹿事件后，国产奶粉业整体未恢复元气。原因在于买家可以直接投向洋奶粉。但由于幼儿园供给的不足，家长难以找到有效替代品，即便是涉事幼儿园的父母们，恐怕也难逃“含泪继续相信他”并接受学费年年递增的命运。倘若未来早教市场进一步加强准入管制，红黄蓝这种品牌幼儿园的地位反而会加强。

　　尽管有人表示，基于义愤要在美股砸红黄蓝的盘，但冷酷的现实是本周一以来红黄蓝股价正在逐步收复失地。这里的宏观背景是美股三大指数正好处于齐创新高的时刻，可美股同步性没有国内A股那么强，投资者发现红黄蓝遭遇的麻烦没有预期得大，也是重要原因。毕竟，资本的逻辑是一维的：既然公司赚大钱本身尚不违法，就很难指望外国投资者不抄底了。

　　【解决】

　　可在中国起诉涉事幼儿园

　　故而，出于非财务的考虑而在美股狙击红黄蓝的前景不大，但有志之士可以尝试帮助受害家庭在法院挑战红黄蓝。这不是说在美国法院帮股东（参见11月27日本人本版文章）求偿，而是说在中国法院支援被扎儿童。

　　虽然,中国没有集团诉讼等机制，此类案件也不会有民事惩罚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条件严格。普通人起诉成本较高、收益有限，但法律依据还是有的。

　　《侵权责任法》规定，儿童在幼儿园等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除非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最高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则规定，雇员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便雇员的行为超出雇主的授权或指示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仍应认定为从事该雇佣活动。

　　所以，幼师为了管教儿童而针扎的行为，应当由幼儿园担责。

　　从另一个角度看，家长和幼儿园之间有一个妥善看护儿童的服务合同关系。孩子被扎了，幼儿园显然构成违约责任。较之言辞谴责幼儿园导致的风险，中产阶级父母们也可以考虑勉力拿起法律武器。据报道，11月17日吉林四平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17名受害儿童已经一审胜诉获赔。

　　【根本】

　　幼教安全遭遇普遍性焦虑亟待检视

　　教育行政部门亦应该汲取朝阳区教委被问责的教训，改进对幼儿园的监管执法之道。

　　红黄蓝监控系统存在的缺陷，同样违反了规定而应当承担责任。而此番公众的强烈反应体现的是对幼教安全的普遍性焦虑，是与自身体验印证后的集体反应。这已暴露出来的虐待儿童的现象不无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若红黄蓝在先后发生至少三起“独立”事件后并无体制性的切实自我反省和整顿，那行政管理执法部门就应该先行一步，包括启动更全面的调查。按照警方的认定，不止一个家长夸大了该园的劣行，那他们为何均如此偏激，是否是对园方服务严重不满？值得有关部门深入考察。

　　此外，既然红黄蓝已经口头道歉，表示“有责必担”，行政部门可以敦促红黄蓝主动对受害家庭予以实质赔偿；否则当地司法局或律师协会不妨考虑为受害家庭提供起诉方面的法律援助。至少对虐童导致刑事责任的严重情形，可以制定规则、比照安全生产事故，对幼儿园的分管和主管负责人予以问责，提高违法成本。这些信息也可以被资本市场所吸收。

　　而不让任何幼儿园狂赚黑心钱的根本之道，还是在于加强事后追责力度的同时，放松市场的事前准入。只有增加有效供给，才能让家长和幼师都能有更多选择权，而不是受制于既有幼儿园的卖方市场。资本市场也可以按幼儿园自身的服务水准而非市场垄断力来对之予以正确估值。

　　□缪因知（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