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韦泽 我们不可以把生命只留给自己

　　赤道南部，潮湿、烦闷的丛林深处。施韦泽安静地坐在钢琴旁，独自弹奏一曲巴赫。

　　这是远在非洲从事医疗援助的施韦泽难得的清静时刻。更多时候，他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兰巴雷内地区的病人们身上。他们沿着奥戈维河，被独木舟一一送到河畔低地上这间不过几十平米的诊所里。盖着棕榈叶的铁皮屋就是诊疗室、手术室加药房，屋外架起的大竹棚，则是他们来不及回家、留下过夜的地方。

　　这里的人们称施韦泽为“奥甘加”，意思是“巫师”。当地人对医生只有这个称呼，他们以为医术的力量是先天的，却不知道这个被他们唤作“奥甘加”的白人，直到30岁那年才决意来非洲行医救疾。在此之前，他曾是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斯特拉斯堡神学院的讲师、巴黎巴赫协会的管风琴师，却唯独和医学没有丝毫联系。

　　是30岁生日那天，施韦泽决定将过往的一切抛在身后，以直接的方式服务人类，以实际的行动服务上帝，“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生命不是学术，不是艺术，而是奉献给普通的人，以耶稣的名义为他们做任何一点点小事情……”1905年7月1日，施韦泽在给时任巴黎传教协会会长阿尔弗雷德·博埃涅牧师的长信中表露了自己的心意。他看过博埃涅牧师此前在1904年6月《传教福音月刊》杂志上发出的呼吁《刚果传教团之所需》，便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们不可以把生命留给自己。”施韦泽谨记耶稣的旨意，无论是在学术或艺术上潜心发力，还是在礼拜或演说中讲授教义，施韦泽都因信得爱，因爱而行。从1913年第一次到达兰巴雷内起，施韦泽在这片遥远的非洲大地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长达半个世纪。1963年4月，在纪念他非洲行医50周年的活动中，施韦泽对当地的黑人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来到了兰巴雷内，我在兰巴雷内找到了我追寻的东西：爱、信、善行和有益的工作。”想必更幸运的是兰巴雷内这片土地，因为施韦泽和众多人的努力，不仅看护帮扶了诸多受困的生命，更让爱和信、真和善由此传递。

　　感念恩典 获得越多美好越应奉献

　　施韦泽从小就觉得自己受到太多恩泽。因为外祖父和父亲都是牧师，所以家里条件要比村里其他的小伙伴好一些。可他本能地反感并拒绝所有这些优越，尤其担心其他小孩因为他是牧师的儿子而戏谑他为“小主人”。为了和其他乡村男孩保持一致，小施韦泽有时甚至行为过激，刻意回避穿着和饮食上的差异：即便挨打也不愿穿体面的大衣，看到桌上有肉汤就感到恶心。母亲拿他也没办法，任他执拗地只喜欢戴乡下小孩都爱戴的土气灰帽子，并且只有在礼拜的那天才答应穿上他的小皮鞋。

　　然而，家里物质上的相对充裕并没有持续多久。几年过后，是叔祖父的资助才让父亲能够送施韦泽去米尔豪森的文理中学读书；叔祖母则负责监督他练琴和阅读，“你不知道，音乐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多大的益处”；亦师亦友的中学老师维曼博士，被施韦泽视为做事严谨细致的榜样；18岁那年遇到并师从管风琴大师夏尔·玛利·魏多尔，则让施韦泽在不断打磨提升自己管风琴演奏技艺的同时，与巴赫结缘。

　　“我始终觉得，在精神上，我们大家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人们所给予的东西而活着的……因为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才体验到这一切，成为生命的思想像火花一样投入我们心中并燃烧起来。”是师长们在施韦泽成长过程中无私给予的帮助，才让这个少年一直以来都领受到足够多的善意和宽容。他因这些恩泽而感念，“我们每个人都应深深感谢那些点燃其火焰的人，如果我们遇到受其所赐的人，就应该向他们叙述，我们如何受其所赐，他们也将为此惊叹。”

　　“获得了生活中许多美好东西的人，必须为此作出相应的奉献。”施韦泽在他21岁那年的圣灵降临节就已明确，他再给自己近十年时间，尽情发掘生命中他所热爱的美好——哲学、神学和音乐——在此之后，为了之前所得的一切恩典，他打算另走一条奉献的道路。至于怎么走，那时候的他还没有特别想清楚，他确定的只是30岁就是那个期限和节点。

　　演奏巴赫 音乐寻求最真实的表达

　　时间让他有紧迫感。在30岁即将到来之前的1903年至1904年两年中，施韦泽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于写作巴赫。缘起是受到老师魏多尔的鼓励，在彼此分享对巴赫众赞歌前奏曲的理解之后，连魏多尔都赞叹，“我觉得他对巴赫了如指掌”。

　　自打施韦泽1893年跟随魏多尔学习管风琴演奏以来，巴赫作品就再也没有离开他们的视野。施韦泽一直坚持，旧式管风琴的音色最适合诠释巴赫，“在建造于1860-1875年间的瓦尔克管风琴上弹奏巴赫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可是即便在他那个时代，老式的管风琴也越来越少，要么被置换，或者被翻修。施韦泽觉得太遗憾了，“今天的多数管风琴师都无法再有机会听到巴赫创作时使用的那种旧式管风琴。”

　　可他听到过，那是10岁时在米尔豪森的史蒂芬教堂里，那时在柏林恰逢人们对巴赫激情复燃。施韦泽回忆说，当他第一次听到自己的管风琴启蒙老师欧根·明希演奏巴赫的众赞歌前奏曲，便因这“庄严而古老的瓦尔克乐器奏出的神秘之音”深受撼动。“他是一位安慰者”，1905年，在被问及巴赫对于他自身的意义时，施韦泽答道，“他使我坚信，无论是在艺术还是在生活中，真正的真实是不可能被无视和压制的。只要时间一到，不需要人为的帮助，每个人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它。为了生活，我们需要这种信仰，巴赫就有这种信仰……他努力的唯一目标就是创作真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独特的，别的任何艺术作品所没有的恬淡自然”，因为信仰，因为真实。在施韦泽看来，音乐是巴赫表达信仰的活动，通过康塔塔作品展现给我们。“信仰使他的生命得到升华。他的生活满是纷争、矛盾、苦楚；他的内心却始终平和、宁静、安详。”

　　“不听巴赫的康塔塔，就无法了解巴赫，只有听完巴赫的康塔塔，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巴赫。”

　　作为在圣·威廉教堂巴赫演出中为60首康塔塔伴奏的管风琴师，施韦泽在巴赫作品中看到了他始终追求的真实且清晰的艺术表达。

　　远赴丛林 善是对所有生命的敬畏

　　《论巴赫》引发的轰动让人们差点忘记了，写出这般完整恢弘巨著的管风琴师，同时也是一个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年轻人。在学院里研读完康德的宗教哲学以及耶稣的生平旨意后，无论是讲道、教学还是演奏管风琴都已得心应手的施韦泽，开始践行自己十年前打算独立投身直接服务的约定。将从前已有的成绩一切清零，从1905年到1913年，再花9年时间一心一意研习医理，为的就是能获得资格去非洲行医。

　　1913年4月，38岁的施韦泽终于如愿，抵达非洲刚果的“水与丛林之间”。这里土地和河湾相连，鹭鸶掠过水面，藤蔓缠绕粗壮的枝干，层层叠叠的阔叶舒展。施韦泽把《论巴赫》出版收入的700法郎，以及通过各方支援筹措的善款，兑换成能保价的黄金，连同70个箱子的行李、装备和药品一同带到这片原始森林。

　　然而，不过一年光景，在兰巴雷内的一切刚有起色的时候，战争来临，诊所的工作被禁，医生和传教士都被隔离关押在传教站里。近在眼前的现实让施韦泽开始思考文明和伦理的内在联系：文明要求伦理对世界和生命的肯定——“敬畏生命”——“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只有这样，才能“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善恶由此分界，“善，归根结底是对我们称之为生命的神秘的基本敬畏，是对所有生命现象的敬畏，无论它是最微小的，还是最宏大的。”

　　施韦泽坚信，“坚持善就是坚持清醒”，因为“道德的大敌是麻木不仁”，为了和别人一样，人们总是会压抑自己的敏感。然而，如果我们对于周围的生命同甘共苦都感到厌倦，那我们必将失去善，失去自己。

　　世上总有太多诱惑的声音：“为什么自寻烦恼？这无济于事。不要再这么做，像其他人一样，麻木不仁，无思想，无感情吧。”施韦泽却异常坚定，“你能做的一切，始终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你来说，这是能赋予你生命以意义的唯一途径。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应尽你所能地从事救助活动。”为此，战争、拘禁、疾病都无法阻止他一次又一次再返非洲丛林，医院对他而言很重要，因为“以我们本身所能行的善，共同体验我们周围的幸福，才是生命给予我们的唯一幸福。”

　　撰文 新京报记者/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