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乌斯托夫斯基 一枝来自温室的铁蔷薇

　　《一生的故事》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它真的是纯粹的自传吗？作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永远也不是叙事的中心，而是一个“退场者”。六卷本小说，写自己的事情却越来越少。也许这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一贯的散文手法。然而，它还有另一种解释，帕乌斯托夫斯基本身就是来自俄国文学土壤的一枝蔷薇，他的璀璨与绽放都与外部的土地密不可分。在那片土地上，艺术家运行着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如托尔斯泰所写，在历史中发挥创造的从来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潜在的、又不可抗拒的群众潮流。

　　艺术，既是土壤，也是温室

　　对我童年初恋的回忆是和这些雷雨联系在一起的。那时我9岁。

　　——帕乌斯托夫斯基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基辅的圣斯拉夫大街长大。与沙俄晚期的其他城市相对，基辅这座城市仿佛一座世外桃源，这座城市的艺术作品为里面的人提供了防护林似的保护，所有政治风云抵达这里，便渐渐弱化。所以，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童年时代，尽管这个国家在酝酿着许多重大变动，但他就和基辅的其他市民一样，生活在一个净化的空间里。净化是艺术的一项功能，它意味着对世界的选择与搁置，用一种审美的、非介入式观众的姿态欣赏一切。这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童年（甚至可以说他的一生）中得到了最强的体现。他出生在一个铁路员工家庭，并不富裕，父母要同时养育多个子女，其中还包括帕乌斯托夫斯基一位双目失明的姐姐加莉娅。在分身乏术的空间里，艺术成为一张隐形的摇篮，哺育着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童年灵魂。

　　这种艺术的抚养没有围墙，它不局限在剧院的演出和书店展览中，而是构成了城市的生态。小帕乌斯托夫斯基会在姑妈的小箱子里找到土耳其书籍；会被外祖母带去喝一种被称为“反客为主的咖啡”（听起来像是个现代艺术品的名字，其实只是牛奶含量多于咖啡而已），并且阅读赫尔岑和显克维奇的著作；父亲则会带他去拜访画家弗鲁别利，两个人就坐在工作室内像工友一样聊天，丝毫没有艺术家与低端工人的界限。在房间之外，除了剧院里上演的鲁宾斯坦、罗斯丹、古拉克-阿尔杰莫夫斯基这些俄国艺术家的剧作外，在大街上也随处可见拉手风琴的人，以及弹奏《马赛曲》的女叫花子。这个意大利女乞丐给帕乌斯托夫斯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马赛曲》是被当局禁止的乐曲，为了能够听到这“犹如愤怒的号召，又像圣斯拉夫雅尔的居住者们的诅咒”的音乐，当地居民会派小男孩守在大门口，以便在警察到来时提前报警。艺术早已经点亮了自由之光，人们对善恶和理想都有着自觉的判断，然而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及当时聆听《马赛曲》的大多数人——都沉醉在激昂的旋律里，将自由视为内心的灵魂应许，而非某种靠生命去争取的权利。

　　“自由！当时我还只能模模糊糊地想想它是什么。在我的想象中，它就像挂在父亲书房里的那幅寓意画上的那样。那幅画上画着一个年轻妇女，她怒容满面，神采奕奕，露出健壮的胸部，站在街垒上。她一只手里高举着一面红旗，另一只手正在把一根冒着烟的引火线贴近一门大炮。这就是自由。”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童年时光，就这样在一座“从没见过水兵”的城市度过。他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在溢至大街的艺术氛围内成长。他们也会关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关注犹太人的命运，关注英布战争并且为非洲人民声援，可这一切都是在“审美”中进行的。人们眼中对非洲的关怀来自《环球》杂志上的摄影图片：橙色的沙漠，轻微摇曳的树木，自由生活的人。俄国人无法忍受战争对人与大自然间亲密友谊的破坏。艺术给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生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同时也变成了一个过于纯净的玻璃罩，沉醉于温室中的他幻想大于现实。然而现实的雷雨终将到来，他不可避免地去面对更为宏大真实的命运——二十世纪俄国革命的命运，他人的命运，以及他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当儿时的初恋在一场雷雨后染病离世，父亲出走使得家庭破裂，工人的宣传单和军队出现在由戏剧统治的城市里……纯真的玻璃罩破碎，青年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被迫重新阅读这个世界。

　　现实为知识分子的创作确立价值

　　“请你告诉我，你写的那些能帮助人们，使他们少受点苦难吗？你是怎么想的？”

　　——加莉娅（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姐姐）

　　帕乌斯托夫斯基第一次投入现实生活的时候，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统治的罗曼诺夫王朝还没有崩溃，但国内已经积满阴云。“不能说在我的青年时期，革命运动完全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是1905年一些事件的目击者，我十分了解莫斯科十二月起义的表面的全过程、喀山铁路上的事件以及‘波将金’号和‘奥查科夫’号军舰的起义。但这些革命事件吸引我的首先是它浪漫主义的一面——暗中破坏，地下印刷厂，炸药，定时炸弹，从流放中逃跑，烈火一般慷慨激昂的演说”。正是被这种“浪漫主义”吸引，帕乌斯托夫斯基接受了动员，而且还为曾经的艺术向往感到羞耻——当别人积极投入到西线部队与现实搏斗的时候，自己却只能躲在房间里写几行字，讨论空洞的人生哲学。于是，在两位兄长入伍之后，帕乌斯托夫斯基也当上了一名卫生员，并且不断要求军队把他派到离战场更近一些的地方，去实践自己内心的浪漫幻想。

　　但在这段兵工厂的生活中，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浪漫却被破坏殆尽。在刺向地平线的铁路路基两侧，随处可见仓促挖成的战壕；大地上不再是白桦、柳兰与高耸的树冠，而是布满变形的罐头盒子，扔弃的军靴，刺刀，还有被撕碎的信件与照片，它们的主人早已不知生死。这时候，在基辅培育的艺术血液被冰冻了，在死者残躯和伤员的运送线上，再也没有抒情与浪漫的空间。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报纸，阵亡名单里写着两个人的名字：鲍里斯·帕乌斯托夫斯基，瓦季姆·帕乌斯托夫斯基。他的两个哥哥在同一天阵亡了，他的心上人廖莉娅也死于感染。就这样，他退出了战争，也告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当时所有参与战争的俄国人一样，在战胜国的军队里，他们是损伤最惨重的失败者。

　　这时，与个人命运惨败相伴随的，还有社会命运的惨败。一战结束后，激化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革命的井喷爆发。1917年，沙皇政府被推翻，人们继续带着对未来的美好理想构建社会，可是前途却一片迷茫。此时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正在报馆工作，他对比着窗外的大街与手中的报纸，清晰地看到革命的情绪正渐渐从无忧无虑变得暗淡无光。人们分散在歧路上，肉体和大脑都不知何去何从。“知识分子——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俄国知识分子，普希金和赫尔岑、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孩子们——大都茫然不知所措”。带着这种乏力与迷茫，他投身到了《海员报》，遇见了许多和自己相似的人。在《海员报》里，编辑部的大部分记者都是自发工作，稿费时有时无，每个人都在用文字追寻革命的最新动态。身为记者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跑遍了敖德萨和巴统，把所有港口城市都走了一遍，这份工作让他重新在文字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也让他写下的文字有了意义。

　　从阴郁中挣扎出来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舒了一口气，他又活过来了。“它把作者带到高加索，让他看看南方丰富多彩的种种事件、人物和大自然的景色。除此而外，还使生活充满了南方的乐观情绪和幽默感”。不过，在迷茫的时代困惑中，在失去社会理想的时候，知识分子究竟能用自己的思想做什么，依然未能解答。但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在用自己的思想为社会创造什么意义，不如说是现实社会在给知识分子的创作与思考确立价值。

　　重新找到价值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犹如从温室中破壳的蔷薇，他的文学从世界转回俄罗斯故土，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仿佛有意识般”地接触俄罗斯的两件事物：自然和文人。在看似与革命无关的氛围中，在草原、水鸟、白柳的萦绕和与巴别尔、布尔加科夫、叶赛宁等人的交流中，帕乌斯托夫斯基找到了文学最丰饶的意义，他既回到了童年时“天堂是什么样子”的浪漫幻想，又开始用写作将浪漫带入现实之维。

　　撰文/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