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历史写作跨越世代而影响未来

　　“秦征南越”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是一个有用的话题，甚至也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正是从这样一个专业历史学家好像无话可说、也好像无话想说的地方，一位业余历史学家却发现了思想的愉悦和探究的乐趣。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生活的“黄金时代”一路走来，学者林岗的研究方向和精神轨迹是值得关注的。“史”本来是“文”的底蕴，“文”本来是“史”的精髓——《秦征南越论稿》（后文简称《论稿》）就是打破文史界限的可贵成果。这部出自文学教授之手的历史专著能够让读者体会“跨学科”的魅力。也许正是这种跨学科的优势，关于中国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梳理和辨析，能够引出关于整个人类历史和历史研究的诸多思考，比如叙述语言对一部历史著作有多重要？历史与现实存在怎样的关系？科学的成就可否用于历史的研究？应该怎样用？

　　治史之道

　　保持语言自觉，力求表达优雅精致

　　新京报：《论稿》是一部历史著作，你本人却是一位文学教授。从文学到历史这一学术转向的背景是什么？你对历史的兴趣始于何时？你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受到哪些历史学家的影响？

　　林岗：“文革”改变了我的自我认知，让我觉得对消逝尘封世界的兴趣远大于对眼前可见世界的兴趣。但这半痛苦半好奇之心比较模糊，时隐时现，触机才发，于我就不存在明显的个人学术道路的转向，像前辈学人讲的“中年变法”、“衰年变法”的突然转向，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1990年，百无聊赖，无事可做，忽然想起古人读史益智的话，就从《左传》《史记》一路读下来，又旁及他书。间中有些触动，忽然就想补充王国维关于殷周之际社会秩序变动的解释，写了一篇《宗法新解》。我随后走出国门，拿着这篇幼稚之作，拜见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的张光直教授，本想请益之余，看看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如果实现，那就不单是“转向”，而且是“转行”。承蒙张先生谬赏，将论文发表在《九州学刊》上。我对张先生心存感激，他鼓舞了我一直埋藏于内心的兴趣，使我迈出了第一步。这是我最早的历史写作，其后又断续发表过几篇中国史的论文。因此《论稿》的写作不是纯粹的心血来潮，而是其来有自。不过我还是将它看成一种学术兴趣的“客串”，并期待自己未来的野心可以更大一点。

　　真理的任何探讨其实都是受惠于前辈学人多多。想起多年前读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被这位法国年鉴学派泰斗解释历史世界、细微资料的钩辑和宏观识见二者紧密结合的精妙，深深地震动。他的怀抱和功力，与二千多年前的太史公如出一辙。还有霍布斯鲍姆和托尼·朱特，他们的博学、洞见和激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庄子·秋水》讲过“河伯望洋”的故事，读这些前辈史家的著作，我感觉自己像望洋浩叹的河伯，虽未能至而心向往之。

　　新京报：叙述语言的质量是决定一部历史著作质量的关键。《论稿》清晰、精准、机智的语言特征让这部关于古代史的著作充满了锐气和活力。这种历史叙述的语言特色是你先前扎实的文学训练的自然流露，还是在完成历史学转向的过程中的刻意追求？

　　林岗：我非常赞成你的判断。其实任何人文写作，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史哲学术，都应该用尽可能精美的句子表达出来。文字吸引同行的阅读是不够的，要吸引非同行的阅读才算合格。而吸引非同行的阅读，语言的质量就是首要的因素。孔夫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行不远，怎能让人结识？阅读如同识人，一望而令人生厌，他人就唯恐避之不及了。

　　经历五四白话文运动，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缩短，降低了书写的门槛，其功绩是推动新思想的传播，但副作用是漫不经心地对待语言的表达，逐渐淡化了写出精美句子的意识。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学术写作，欠缺语言自觉是白话文普及之后的一大通病。从阅读古今中外语言精美的文学作品、前辈学人语言表达优雅而精致的学术著作，我才逐渐意识到叙述语言质量的重要性。

　　史学研究的魅力

　　价值取向深度介入，解释不可重现的过去

　　新京报：你对灵渠、严关和秦城的实地考察为你勾勒出“秦人的征战历程”奠定了基础。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因战争导致的从北到南的人口迁移。而在你看来，引发这种人口迁移浪潮的正是“秦征南越”。开启从北到南的迁移通道，是不是这一特定历史事件最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林岗：看历史，只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才能迅速促进民族的混血与融合，而秦征南越第一次开辟了这条五岭南北的大通道，这使原来交往稀少的岭北与岭南加速融合。所以讲到南北通道建成的历史意义，最重要的是将相对隔绝的岭南世界带入更广阔、更发展的岭北华夏世界。我始终觉得，不能仅以对错是非理解历史上的“征服”与“殖民”。它们的对错是非更多的是当时当代那几代人面临和承受的问题。时间的流逝来到我们站立的点，应该坦然承认秦征南越当初的痛苦已经演变成如今绵长的惠泽。历史事件包括殖民在人类生活漫长的演变中就是如此的神秘。岭南由于秦的征服而创出了融入岭北的契机，由此而民族融合，而让天地更为广阔。这对于我们的人生实在是一种幸运。

　　新京报：霍布斯鲍姆一篇关于“中欧”身份问题的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地理名称被用于历史语境时总是非常危险，因为这些名称往往会带有“虚假的客观性”。因此“正名”也就成了历史研究的核心步骤。在探讨“秦并六国后的南方疆界”的一章，你对“北户”和“日南”这两个关键词做了大量的分析。你是从一开始就对这两个词产生了疑问，还是在研究深入到一定的阶段后，才感觉有必要对它们“正名”？

　　林岗：我很赞成地理名词往往含有“虚假的客观性”的说法。人的认知受环境和传统所限，对远方事物的称谓常常隐含轻蔑的意味。借用萨义德的发明，或可称为古人的“东方主义”。比如古书把现今西北少数民族生活的土地称为“石田”，意谓得之无用。这是因为中原人世代农耕，视可耕地为性命，而西北少数民族地带，多戈壁、草原、雪山、荒漠，不能耕作，由石头铺成的田地毫无意义。这个词不仅认知有误，更语含轻贱。“北户”、“日南”与“石田”差不多。被唤起了考据癖之后，一番探究，我才明白这些地理名词寄托了中原人对远方事物的怪异之感。

　　新京报：“船舶、水运和水战”一章中，你借用科学的方法复原了古代船舶制造以及水运和水战的逻辑，弥补了这方面历史研究的空白。这让我想到科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今天看来错的甚至伪的科学，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可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如“地心说”和炼金术。在将“正确”的科学理论用于历史研究时，会不会反而引起偏差甚至谬误？或者将问题扩大一点，史学到底有多科学？

　　林岗：历史写作肯定有科学的一面，比如要实证；观点要建立在归纳事实的基础上；推论的逻辑必须自洽。这些都与科学研究的原理一致。然而人文现象因其不可重复性，故而任何对历史的解释都不可证伪，况且事实的取舍必定与作者的价值取向相关，作者的价值观深度地介入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这或许就是人文工作不能如科学之“有用”的根本原因。但也不必自卑。既要实证，又能让价值取向深度介入来解释不可重现的过去，正是史学无穷魅力的所在。同一段历史，同一个论题，都能吸引治史者前来“猜谜”。好的历史写作多少跨越世代而影响未来，一如好的文学作品那样。

　　人的行为，从细处看多有荒诞。如你提到的炼金术，从结果看是不科学的，但过程却有对未来的启示，起码知道不同元素在一定温度下可以化合成新物质，更重要的是一套管控物质化学变化的操作方法基本养成。现代化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若以今人“正确”的科学理论指斥古人，恰好证明今人的浅薄。

　　特约采访/薛忆沩（作者、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