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探戈》 一场乌托邦的幻灭

　　当余泽民先生像“蛀虫啃石梁一般颇怀壮烈感地”翻译完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撒旦探戈》时，距离这部久负盛名的长篇小说的最初发表已然过去了三十多年。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当所有的文学形式和极端表达都已不再激动人心时，拉斯洛的作品所散发的阴暗黑光，连同那些神秘而冷酷的隐喻，以及氤氲全篇的酷烈情绪所激荡的窒息般的快感，依然令人赞叹不已。

　　把现实检验到疯狂的隐喻世界

　　拉斯洛擅长运用气势磅礴的长句，以无穷无尽的段落来充分表达自己的倾诉欲望，这构成了他小说语言的首要特征。正如人们所戏称的，读一本拉斯洛的小说，好像“在宣讲绝望的教堂里待整整九个半小时”。他就这样以惊世骇俗的方式，写出了这个“充满长句的漫长而无意义的时光下的奇诡故事”。除了高超的写作技艺，小说更令人惊叹的当属其蕴含的象征和隐喻世界，为此，詹姆斯·伍德在《纽约客》上曾引用拉斯洛的原话“把现实检验到疯狂的程度”来概括这部作品，而通过著名导演贝拉·塔尔的影像改编，我们似乎更能理解詹姆斯·伍德的判断。不错，贝拉·塔尔以极为精细的方式对小说进行了还原，480分钟的影史奇迹带着它的冗长与沉滞，将小说奇诡的隐喻世界和盘托出。

　　对于贝拉·塔尔的同名电影，法国哲学家朗西埃曾做过深入阐释。他在《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中对《撒旦探戈》的精神内核有着精彩的阐释，即“承诺的无效，线性的希望被打破，剩下的是回环往复的时间和人性的永恒泥沼”。而在另一篇文章《雨的帝国》中，朗西埃重点分析了《撒旦探戈》中的雨，如其所言的，“所有的故事都是述说崩溃的故事，但这样的崩溃本身只是雨的帝国当中一段平凡的插曲。”除了雨水之外，小说中的“蛛网”也极具含义，那些如影随形遍布酒馆各个角落的“蛛网”，包裹并吞噬着一切时间与希望。

　　小说中，人物的隐喻意义也极为精彩，比如医生这个角色就极富意味。他与其他村民极少往来，多数时候只是坐在家里喝酒。不过，他对农庄里的一举一动却观察仔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独坐窗前，看着外面的情形，并做出详细记录。小说之中，任何的秘密都被他看在眼里，并记录在案，伊利米阿什的“骗局”自然也不例外。这个拒绝遗忘的人，似乎早已洞悉了生活的圈套本质，在希望与绝望之中冷静地观察着周遭。某种程度上，他成了历史记忆的执著守望者，然而，这又是一个无能的启蒙主义者。他记录一切，却缺少具体的行动力，根本无法介入到事件之中，不仅无力更无意于此。他只是记录，仿佛永远痴迷的只是这个。因此不出所料的是，小说最后，医生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屋子，喝着酒，继续写着他的观察日记。他将窗子用木板紧紧封死，让自己的世界堕入一片黑暗，“我疯了，也许出于上帝仁慈，我在今天的午后突然意识到，我拥有了某种神奇的力量。我仅仅通过词语就可以决定在我周围发生的事件和具体内容。”此处仿佛在暗喻着“医生”由观察而转为创造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医生其实就是作者自己，亦是一切极端状况下的所有创作者的隐喻。

　　拉斯洛就是这样以其奇诡的隐喻世界来呈现小说的独特风貌。这种文学隐喻所显示的哲学性，让人想起叔本华、尼采、卡夫卡、贝克特、加缪等人的文本内核，与这些作家的满纸荒诞一样，拉斯洛指向的亦是人类不屈不挠的自由意志。

　　残酷、虚无与“恶的循环”

　　作为这个世纪少数仍然基于严肃哲学批判写作的作家，拉斯洛以作品极尽残酷，不留任何希望而著称。他曾被苏珊·桑塔格称为“可与果戈尔和梅尔维尔相比的匈牙利末日大师”。迄今为止，拉斯洛已经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几乎每一部都让人叹为观止。2015 年，他以“非凡的热情和表现力，抓住了当今世界各种生存状态，刻画了那些可怕、怪异、滑稽，抑或令人震惊又美丽的生存纹理”的赞誉获得了国际布克奖。

　　拉斯洛1954年出生于匈牙利东部小镇久洛，像那个年代出生的多数东欧人一样，他经历了自由匮乏的时代。据说，他18岁的时候曾到乡村担任晚班保安，而这段经历构成了《撒旦探戈》里卡夫卡式的乡村景象的重要来源。

　　《撒旦探戈》的故事并不复杂，无非讲述了一个骗局被拆穿和乌托邦幻灭的黑暗故事。小说被放置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村庄中，这里与世隔绝破败不堪，充满着无尽的死寂与绝望。集体农庄已经耗尽了村民的生活热情，让他们只有通过偷情和相互算计来获取残存的快慰。在集体农庄即将解体之时，村民们密谋贩卖了集体的牛并试图携款潜逃，去追求所谓的黄金世界。这时候，从城里来的“救世主”蛊惑了她们。伊利米阿什和裴特利纳这两位与政府合作的骗子，宣称可以带着村民走出生活困境。然而，所谓的“救世主”其实是魔鬼撒旦，他们以调查小女孩艾什蒂的死为由，展开了一场先知般的演说，并顺势榨取了他们的钱财。这使得村民们不得不离开村庄，流落到城市，在一段无望的抗争之后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更加破败的乡村。从废墟中崛起再到重新沦为废墟，拉斯洛的小说结尾呼应了开头的序幕，所有的故事又回到了最初的医生那里，一切归于虚无又重新开始，这便预示着某种令人绝望的“恶的循环”。

　　如余泽民所说的，拉斯洛笔下的世界充满了“毁灭的喑哑和嘈杂”，他的作品刻画了人类生存的怪诞、冷酷、无情和绝望，他像一个预言家，预言了我们都不愿正视的未来。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的构架十分独特，带着强烈的音乐性，虽然场景荒僻，但是叙事宏大，在沉缓、苦涩的叙事内部有着魔鬼般的邪恶力量。就形式而言，拉斯洛采取了多重人物视点的连续观察方式，借此赋予作品叙事嗓音的杂糅特征；而另一种极为独特的形式追求则在于探戈舞步“进六步、退六步”的展开方式，这使得作品具有了回环往复的形式，这种精心的设计与作品汪洋恣肆的风格相得益彰。

　　如何在小说中处理历史

　　如此看来，《撒旦探戈》显然包含着某种极为酷烈的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批判，在此，集体农庄中弥散的绝望与焦虑，成为特定时代民族寓言的写照。这也就像朗西埃所说的，这个有关承诺和欺骗的故事，“反映了共产主义最平庸的剧情”。彼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历史，使得“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神话”沦为历史的谎言，这直接构成了小说中个人与体制紧张关系的来源。小说以惊人的批判力将集体劳动的农庄生活指认为腐朽罪恶的体制，并时时以假想的方式去敲响它的丧钟。小说最后，可疑的钟声再次响起，这无疑象征着匈牙利腐朽体制的末路。

　　不可否认，拉斯洛的小说弥漫着令人震撼的历史虚无之感，这样的倾向在这后冷战的历史语境之中早已见怪不怪。我们看看前苏联改革初期的一些作品，比如拉斯普京的《火灾》，阿斯塔菲耶夫的《令人悲哀的侦探故事》，以及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都以令人震撼的方式极为决绝地指向当时苏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阴暗面，其暴露和批判的色彩不言而喻。

　　而与此同时的中国，也正是“伤痕”、“反思文学”大行其道的日子。整个上世纪80年代所牢牢笼罩的新启蒙语境，将对旧制度的批判视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面对历史，一代作家总是在巨大的写作惯性的主导下慵懒地滑行，以虚构的名义，继续“编造”那些耸人听闻的历史“谎言”。被知识建构起来的历史“遗民”，悲怆地活在他人肆意编制的纸上王国里。在此，任何意义上的执著坚守，都会被人认作狭隘的偏见，但不识时务的“英雄们”，却借此获得自己悲情的资本。比如莫言、阎连科等人的作品便深受此类文学的影响。在他们那里，一种极端式的写作，饱含绝望的历史批判之情，以及在隐喻意义上的别有怀抱，都是其小说叙事的重要维度。莫言的《生死疲劳》与阎连科的《四书》，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拉斯洛有关“集体主义的美丽幻象终成黄粱一梦”的历史寓言。然而，批判总是容易的。带着历史的愤怒，政治切近性所暗藏的绝望感，总能将一切牢牢裹挟，却让人来不及做更多细致的辨析与反思。

　　对于历史，只有在拉开了一段合理的距离之后，同情之理解才会变得日益可能，而辩证地发现其中的合理性，而非一味地批判，也将获得更多的空间，这也为我们更好地清理革命的遗产与债务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对拉斯洛的《撒旦探戈》做出更为辩证和复杂的阐释。

　　□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