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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哲生 活着就是一种寂寞的游戏

2017年12月1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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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游戏》
作者:袁哲生
版本: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9月
《秀才的手表》
作者:袁哲生
版本: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9月
袁哲生(1966-2004)台湾高雄县冈山镇(今高雄市冈山区)人,被张大春誉为撑起21世纪小说江山的两位作家之一。著有小说集《静止在树上的羊》《寂寞的游戏》《秀才的手表》、中篇小说《猴子》《罗汉池》、倪亚达系列小说等。曾获台湾第17、22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第20届“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等。

  黄昏的烧水沟是什么样子的?袁哲生说,马戏团的大帐篷总是令他想起黄昏的烧水沟。烧水沟是外公黄水木和外婆林金莺的故乡,他曾经在这里度过漫长的童年时光,因此烧水沟肯定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印象如此强烈,以至于整个烧水沟就像罩上了一层大帐篷的马戏团,外公水木仔、外公的邻居火炎仔、算命仙仔阿川伯公、乞丐头子空茂央仔、秀才仔、吴西郎、癞皮狗姆达、武雄、“我”,以及“我”的父亲外省仔,每个人物轮番出场,悲喜交集。

  创设独特场域 烧水沟人事奇观

  为什么袁哲生独独提起黄昏的烧水沟,而不是清晨的或者正午的烧水沟呢?这或许是因为那时候的马戏团大都选择在黄昏时分开场,“鸣锣一响,猴子耍把场”,孩子们就像被施了定身法,全然走不开;当然也是因为黄昏时分炊烟四起,流言蜚语,鸡飞狗跳,人间景象最为欢腾;还有一层原因,自然是黄昏之尾暗幕四合,迎来夜之安宁和死之寂静。

  所有优秀的小说家,大都难敌创设一个独特场域的诱惑。袁哲生以儿时记忆为模板,重塑了一个既魔幻失真又充满烟火气的烧水沟,除了喋喋不休的水木仔和火炎仔这对老伙计、“我”和武雄这对小伙伴之外,还有奇人空茂央仔和空秀才仔,当然更少不了神怪主吴西郎,其间既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搞怪事情,也有匪夷所思的神奇表现,和看一场精彩的马戏差不多。

  烧水沟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所在,还衍生出了一个林家古厝。林家古厝自从被空茂央仔占领为其大本营后,也就成了“我”和武雄的乐园。相对于烧水沟,林家古厝是更适于鬼混的地方,那里人鬼混杂,除了空茂央仔等一干乞丐之外,住在林家古厝的鬼至少也有一打以上。“这些鬼都穿着生前的衣服,他们大多待在固定的地方,而且多半不太爱理人。”

  有奇人必有奇事。秀才寄信,教堂信教,仙仔算命治病,吴西郎驱使计时鬼到处收割人命,水木仔和火炎仔巴望邻居刘阿舍仔死,俨然一股明清笔记小说的氛围,兼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时间流逝,孩子们会长大,老人们将辞世,人世更替如叶长叶落,这是自然规律。基于此,烧水沟获得了更为宽广的外延,无论是在《寂寞的游戏中》突然自省的孩童,还是在工作和家庭中疲于周旋的成年人(主要是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抑或是在无聊嘈杂中打发颓唐晚境的老人(外公等人形象),都摆脱不了烧水沟这一场域的独特磁场,于是在时间的裹挟和漩涡中,无一例外地被卷入死亡的大闸。

  洋溢死亡意味 对捉迷藏的深度诠释

  在《寂寞的游戏》和《秀才的手表》这两本小说集中,共收录了袁哲生的十篇小说。袁哲生的这些小说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孩童视角的小说和成人视角的小说,前者是借游戏的媒介以实现对死亡之凝视,后者反映了成年人对生活的绝望,并直接完成死亡这一结果(或者死亡意象的对应象征行为)。

  在这两本小说集中,孩子们(主要是“我”)参与的游戏有如下一些:捉迷藏、潜水、大富翁游戏、合唱团练唱、元神出窍飞行、蹭看电影、接力跑、陪秀才去寄信、钓青蛙、去教堂、做小乞丐、向井底说话、弹耳朵、骑脚踏车、甩红龟弹丸、打干乐、烤番薯等。其中自然以捉迷藏最为经典。这种经典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司马光砸缸的典故,袁哲生巧妙地予以改写,司马光砸缸,救出来的孩子赫然是司马光自己,让典故产生了复杂错落的效果;其二,是袁哲生对捉迷藏这一游戏的深入诠释:“人一旦开始躲藏就很难停下来了,这点我始终深信不疑。”

  捉迷藏,似乎是为了便于遇到另一个自己,就好像司马光砸缸之后的离奇所见。而且,“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连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曾经藏身何处?”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对东方生死观念最为形象传神的摹写:在捉迷藏游戏中,人的出生是被玩伴发现找出来,既然如此就不难理解,人之死亡就是再度匿藏和消失。也因此,生死被推远,有了不断重复循环的质感。

  但是,捉迷藏的感悟隐藏得如此之深,很难被人警觉,一旦发现,捉迷藏的乐趣必然也会像一颗流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袁哲生屏声静气蹲在大树上的骇然发现:游戏的伙伴像个老人似的慢慢走过来,不仅如此,他还看穿了自己,空洞的一双眼球对自己视而不见。视而不见,正是消失的一种佐证。这里面时间无声无息地流淌,不为人察觉,但猛然与人打照面。

  我想起诗人、小说家李红旗的一首诗,也是写捉迷藏。“我”和妻子晚饭后在家里玩捉迷藏游戏,等妻子藏好后,“我”却没有去寻找,而是打开家门走了出去,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和悬念。躲藏者和寻找者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寻找者的决绝和躲藏者的绝望构成内在的戏剧性冲突。躲藏者可以藏匿得更深更高妙,但寻找者完全可以选择视而不见,于是,一种判决便即刻诞生,躲藏者被动消失了,或者说被囚禁于藏身之处。这很残忍。如果再次翻转一下来看,人的出生何尝不是一次躲藏,被视而不见,人生从此开启了囚禁之旅,而死亡意味着渴望已久的解脱?

  小伙伴孔兆年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躲藏,他用丢弃的废品造了一艘潜水艇。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潜水艇更善于躲藏,“潜水艇倏地潜入水底,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孔兆年迷恋潜水,在水族箱中练习憋气,甚至一度让“我”误以为他已经淹死了。

  这些都是孩童时期的游戏,洋溢着死亡的意味,似乎在不经意间,习惯躲藏又解构了躲藏的孩子,完成了对人世和死亡最深情的凝视。和这种凝视比起来,成年夫妻之间所完成的埋藏密封罐子的游戏,就显得空白许多。

  调皮的计时鬼 控制手表指针的速度

  在这两本小说集里,死亡的气息无处不在,弥漫其中,似乎都成为《寂寞的游戏》中那段话的注脚:“我学孔兆年那样想象自己死了,变得轻飘飘了。我像电视上的太空人那样浮在半空中,轻轻地翻转僵硬、笨拙的身体,慢慢向前滑行,向无垠的黑暗慢慢游去……”“我看到我躺在木板床上,像一只死老鼠。我发现自己用一种很陌生的姿势躲在一个阴暗寂寞的角落里。”这很像濒死体验,漂浮如一张废纸,躲藏如死老鼠,异我的眼光,陌生的姿势,阴暗寂寞的角落。

  于是,袁哲生几乎完成了对死亡意象的经典表达,时间的其中一个刻度恰恰是人的生死,经历从生到死的循环,人类就这样被纳入时间的流逝。甚至在超短的《父亲的轮廓》里,父亲简略的一生被死亡框定为一个日益模糊、褪色,终至消失不见的轮廓。和这个轮廓对应的,或许就是《寂寞的游戏》中的蜡像,那些没有生命的道具。

  相对于出生,死亡是如此神奇,这不仅有神怪主吴西郎作为佐证,在烧水沟还有其他蛛丝马迹指向于此。父亲外省仔去世的消息传来,“我”还没有学会叫老爸,但是却冒出了这辈子的第一句话:“走啊?”像是在打招呼,像是在送行。在我的老家,至今仍有这样的风俗,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婴儿能看到不干净的东西(鬼魂)。这是一个悖论,因为不会说话,所以看到那些东西,却无法说出,只能代之以哭笑。反之,学会说话能够对看到之物加以描述的孩子,就很难再见到奇异之事了。

  算命仙仔阿川伯公预言了刘阿舍仔的大去之日,并指出同时归西的还有一个人,其实指的是他自己,但没有明言,结果水木仔和火炎仔都把这个名额强行揽过去,一心等死,在临死之前决意好好犒劳自己,闹出了不少笑话。好像嫌这样的想象还不够,袁哲生干脆虚构出了神怪主吴西郎。吴西郎化身为一个孩子,成为“我”和武雄的好朋友,手持青竹丝变成的竹子,指挥着成千上万黑压压的计时鬼。这些计时鬼居住在手表里,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控制指针的移动速度,这是造成世界上所有时钟和手表快慢不一样的真正原因。一旦时钟或手表的主人去世,计时鬼就会离开,被吴西郎收编回他的蚂蚁大军。

  在烧水沟戴手表的人寥寥无几,一个是秀才,一个是外公黄水木,一个是坐车的刘阿舍。秀才虽然戴着手表却无法猜中邮差出现的时间,他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以为这个世界就像黄历上记载的一样,是按照精确的时间在进行着的。秀才被火车撞死的一刹那,说不定正举起他的手腕看时间。

  至此,袁哲生才借“我”之口,大胆说出了人生的真相: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本来就有一只手表,里面住着一只调皮的计时鬼,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控制指针的移动速度,等到这只手表停止了,计时鬼就会离开,一点也不留恋。对于这些计时鬼来说,活着,更是一种寂寞的游戏吧。

  □赵志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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