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何处寻？民国文人笔下的老北京

　　“人家说想北平大觉寺的杏花，香山的红叶，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笔墨笺纸，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故宫北海，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烧鸭子涮羊肉，我说我也想……”

　　这是1940年初，因抗战移居昆明呈贡的作家冰心一段“苦恋北平”的文字，题为《默庐试笔》。战乱的颠沛流离，让作家潜意识里更加向往昔日的北平，“旧京”在这里幻化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眷念与文化怀旧，“旧京”如此真实丰富且美好。这种“旧京依稀梦寻”的叙事模式，颇能引起历史的怀旧感。正可谓“旧京好，风景旧曾谙”。

　　而1946年8月，抗战后“一别九年”，再次回到北平的沈从文却另有一番感慨。他在南方时听到一种说法，“此后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业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但他却认为，“文化中心，必拥有知识才得人尊敬，必拥有文物才足以刺激后来者怀古感情因而寄希望于未来。北平的知识分子的确不少，但是北平城既那么高，每个人家的墙壁照例那么厚，知识能否流注交换，能否出城，不免令人怀疑。”而他对于北平文物能否激发青年人对祖国的爱，能否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也并不乐观，“若所保留下来的庄严伟大和美丽缺少对于活人的教育作用，只不过供游人赏玩，供党国军政要人宴客开会，北平的文物，作用也就有限。”（沈从文：《北平的印象与感想》）

　　正可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民国北京，很多当时文人笔下的“古都”、“故都”抑或“老北京”，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季剑青先生独辟蹊径，从民国知识人的历史叙事中，重构民国北京的多元图景。其新著《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一书，带给我们颇多启示。

　　重识旧京

　　传统“神圣空间”回归城市功能

　　季剑青先生将民国北京称为“旧京”，他认为“旧京”有两重含义，“一是帝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古迹和空间格局，二是北京作为帝京的历史”。

　　近年来关于民国北京的市政建设与改造、城市规划、城市社会生活史已有不少研究。而作者坦言，本书并不是以民国北京为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著作，而是关于对北京过去（“旧京”）的认知、理解及想象的历史研究，更接近心态史与观念史。换句话说，作者要探寻的乃是民国时期人们如何对待和处理“旧京”的问题。与以往描述民国北京或所谓“老北京”喜欢从日常生活（吃喝玩乐）的角度不同，作者着手的重点乃是城市空间、城市景观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文化转型。

　　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宫苑的转变、旅游指南与城市景观、城市规划的发明，抑或是寺庙与掌故、地志的变迁、名胜的名与实，“古城”忧思，还是“另一种建筑史”，乃至“从新北京到古都”，这条线索始终贯穿其中。我们知道自金代海陵王1153年迁都北京兴建中都，再到元大都的整体规划，尤其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外城建成，北京“凸”字形的格局保持了近400年。民国年间因为帝制的废除，原有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宫苑禁地重新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这正是北京寻找自身“现代性”的关键时刻。本书的意义正在于揭示这种“现代性”探索背后的复杂历程与多重声音。

　　其实，以城市空间与城市景观为载体的近代北京文化转型，是与晚清民国的学术转型同步的。台湾学者王汎森在《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之冲突》一文中指出，民国学人开始跳出传统四部之学的束缚，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各类史料和古物，将其看作学术研究的对象。这是一种划时代的转变。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北京，在一批新式学人眼中，古迹与古物不再被作为凭吊与怀古的对象，研究的态度开始取代怀古之幽情。

　　现代学术机构对寺庙的文献整理与实地调查，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建筑史研究以及朱启钤的市政建设实践等，一方面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得传统的神圣空间得以“去魅”，回归城市功能本身。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传统文人时代的终结，诸如古人的诗歌“雅颂”，虽然在日据时期一度回光返照，但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的学术研究范式之确立反而意味着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某种断裂，这也正是追求“现代性”的代价。

　　何为北京

　　城市历史书写永远都是“进行时”

　　除此之外，本书更启发我们思考北京的文化认同问题。近年来关于“何为中国”的研究与讨论一度甚嚣尘上。葛兆光先生指出，历史上有三个时代喜欢谈论“中国”，北宋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晚清民国时期与当代。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三个时代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各种挑战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原因，于是当时的士大夫感受到某种压力与焦虑，相关的议论才逐渐多起来。

　　这也启发我们思考“何为北京”的问题。从辽南京时期的陪都，金朝建立的金中都，再到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帝制时代作为都城的北京其实一直充满着多民族共同体的色彩，以汉族中国为中心的论述显然并不能诠释北京的全部历史。故而传统时代对北京的认同应当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

　　再到近代，北京的城市定位与文化身份也并不明确。正如唐晓峰先生在一篇访谈中谈到的：“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其新的价值和功能是什么？这是研究民国北京城一个具有核心性的问题。既然民国北京城不是典型的近代城市，缺乏近代城市那些‘新’东西，那么，难道它还是以前的那个王朝时代的北京城吗？显然不是。那么，北京城在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脱离传统的呢？”所以我对本书《文化城的建构》一节尤感兴趣，因为这部分内容直接关涉到北京“文化身份”确立的问题。

　　正是因为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成为北平特别市且不再作为政治中心，以及随后日本的步步紧逼，留守北平的政界与文化人士对北京的身份才有了认同的焦虑，北平的古迹与古物开始被着意保护并发掘其“文化内涵”。作者指出，对北平“文化城”身份的建构，标志着从整体上将旧京客体化过程的开始，它既是利用过去来定义现在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危机的产物。

　　从城市史与“大历史”背景来看，尤其从城市内在演变脉络来看，近代以来自庚申之变（1860年火烧圆明园）、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与清末新政、再到1928年政治中心南移与日据时代，可能是研究近代北京城更重要的一些历史节点。可以说，每一次的战争与政治变动，带给北京创伤记忆的同时，也更激发出对城市身份重新认定的诉求。往往伴随着这种诉求的则是市政建设的推进或是城市规划的重新设计与安排。这是一种颇为吊诡的历史逻辑。

　　最后，因正在关注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市史，对本书末篇中“新北京”的相关论述还想多说几句。个人认为，从城市规划与空间改造的角度来看，20世纪对北京城市改造最大的两个时代，一个是50年代，一个是世纪之交的“奥运时代”。50年代的“新北京”建设力度空前。据1956年的一份档案——《苏联专家对北京市建筑行业长远规划的建议》记载：“从1930年至1948年，即在18年的时期，国民政府仅仅建成了2,500,000平方公尺建筑面积的建筑物。在解放以后的几年中，即是在7年(1949-1956)的时间内，首都已经建成了14,089,240平方公尺建筑面积的各种使用性质的建筑物（根据1956年1月份的资料，城内所有建筑物的建筑面积为34,100,000平方公尺）。这样的建筑速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因此，可以说在解放以前北京市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建设”。

　　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1950年的讲话中也提到“新北京”一年的道路建设相当于民国北京政府三年的工作量。奥运时代的标志性工程与建设我们亦耳熟能详。有意思的是两个时代都打出了“新北京”的旗号，这种新的身份定位，自然意味着与传统北京以及民国北京的差异，自然也意味着新的文化认同与历史叙事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京城市的历史书写永远都是“进行时”。

　　□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