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夫 像一块滚石

　　2005年，胡德夫五十多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匆匆》。次年拿下六项金曲奖提名，获最佳作词人、最佳作曲奖。同年参与的是更广为人知的陶喆和周杰伦。当时激起无数人疑问，胡德夫是谁？最近，胡德夫携新书《时光洄游》来到北京，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原住民

　　我们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

　　大武山，赤道往北，中央山脉最南边，终年无雪。山顶常年被云雾笼罩。排湾族人（台湾原住民）称它为“天空”，意味着圣山。少年赤脚带刀，独自一人，拿着一把双管猎枪。

　　突然传来一阵山猪的叫声。声音浑厚。

　　少年皮肤黝黑，十二三岁，却显示出远超这个年龄的冷静，熟练地装弹、瞄准、开枪，一阵凄厉的叫声——打中了山猪的肩膀。

　　来不及开第二枪，山猪已经奔跑着冲来。一声巨大的“嘭”，少年开了第二枪，也是最后一颗子弹。一头壮硕的将近三百斤的山猪倒在他脚下，距离不到一米。这是Ara最惊险的一次捕猎。

　　排湾族人的名字往往取自逝去的长辈。“Ara的意思是半神半人”，曾有一位Ara是贵族勇士首领，能指出大地上道路的方向。现在，人们叫他胡德夫。上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战败，几条法令相继出台，在这片土地生存了上千年的原住民不仅被迫迁徙，也失去了原本的名字。

　　“我们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胡德夫说。他的父亲是卑南族，家姓Makakaruwan，意思是人丁最多，他的卑南族名字叫Tuko，是“德夫”这两个字的由来，但很长一段时间，他拒绝直接用这两个字称呼自己，因为“那很像日本人的名字。”在台北，朋友们喜欢称呼他为Kimbo。

　　那是一个混杂、交汇的时代。60年代中期，台湾实施十大建设，出口的急剧扩张和经济快速成长，建立在庞大的“廉价劳力”基础上，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经济模式的变化，让原住民维持数百年的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体。他们先是被迫“平地化”，接着是许多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要离开山谷或海边的原住民，必须到家乡以外去谋生，否则生存难以为继。

　　被欺压、歧视和污名化，曾是老一辈原住民的共同记忆。他们被称做“山胞”，甚至是更有歧视性的“山地人”和闽南语“番仔”。政府的教材仍写着吴凤的故事，那是日据时代编造出的污名化谎言，胡德夫读书时，不少同学会问，你们家还在杀头吗？这种歧视，让不少考入淡江中学的原住民同胞，也会不愿承认自己原住民的出身。

　　那个年代对美国黑人同样糟糕，但他们学会了反抗：在世界另一头的美国，黑人平权、反越战愈演愈烈。太平洋的风吹来这些消息，还有鲍勃·迪伦、伍迪·格斯里、琼·贝兹……

　　在台大时，胡德夫记得自己整夜整夜地收听美国广播，播放他乡的民谣。彼时，胡德夫住在教会提供的原住民大专青年山地服务中心宿舍，楼下是酒吧，不少美军来台度假，他们喝酒、骂人、态度永远高人一等。

　　“有时候碰到他们（美国大兵）跟摊贩说很粗的话，我就会上去让他们道歉。”结局往往以打架收尾。

　　民歌运动

　　唱到我们能写出自己的歌

　　1972年，胡德夫因身体旧疾从台大英文系辍学，传来父亲患上食道癌的消息，他每天打两份工换取医药费。经朋友介绍，他每周一三五去哥伦比亚咖啡馆唱歌，其余时间在Lost City当店长（他和朋友一起开的铁板烧店），最常来的三个臭皮匠，是胡德夫和他的两个朋友：李双泽、杨弦。这两个被逐渐遗忘，又不断被提起的名字。

　　当时国语歌曲式微，且多为日本歌谣的翻唱，官方大力推行“净化歌曲”，国语流行音乐则被视为鄙俗的靡靡之音，面对这样的局面，青年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他们选择只听西洋流行音乐，对本土音乐则是唾弃。

　　那是1976年，台湾资深广播人陶晓清策划了一场西洋音乐会，原定的重头戏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胡德夫，但演出前一晚他帮人出头，和美国人打架挂了彩，还摔掉了牙齿。于是他跟李双泽说：“你也会唱，上去帮我们撑个场子。”

　　结果撑场演变成了砸场。第二天演唱会，李双泽手里拿着可乐瓶上台，感慨自己从菲律宾来到台湾，喝的仍是可口可乐，大声质问演唱西洋歌曲的歌手，“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接着，主持人陶晓清质疑，“你说的现代民歌在什么地方？”李双泽在一片嘘声中回答，“在我们还没能力写出自己的歌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能写出自己的歌为止。”

　　事件的真正影响在演唱会之后，引发青年知识分子们关于“唱自己的歌”的广泛讨论和反省。胡德夫朋友、经纪人郭树楷说，如果说民歌运动中谁极具自觉性，可能只有李双泽。他是菲律宾华侨，在菲律宾成长时受到排挤，对中国的乡愁，让他一直渴望本土文化，当时中国不可回，等来台湾念书，他发现，一切不过都是美国流行文化的重复。“我猜测他内心是有失落感的。”陶晓清说。

　　也是在李双泽的推动下，胡德夫写下了自己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并在1974年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为了帮杨弦发表他的《乡愁四韵》，胡德夫演唱了这首歌。

　　到1977年，民歌运动进入真正的爆发，校园民歌猛暴性地席卷了整个流行音乐市场，也造成了台湾唱片工业的大洗牌与世代交替。也是在这年夏天，李双泽因救人离世。那一年，他28岁。

　　民歌运动进入爆发期，朋友们却各自走向不同道路。胡德夫离开舞台，成立了“台湾原住民权益促进会”。那是80年代的台湾，街头充斥着抗议、示威、游行，警察的镇压也越发激烈。

　　为了找回自己的土地，胡德夫在歌曲中重造故乡，为了争取原住民权利，他四处奔走，妻离子散。这十年时间，他的电话被监听，连母亲也被约谈。为了避免给朋友们带来麻烦，他和所有朋友断绝往来。

　　忍受伤痛

　　以满头白发的样子归来

　　遗憾，绝望的时间总是更长。上世纪90年代，胡德夫拄着一把拐杖，带着两个孩子，回到80多岁的老母亲身边。

　　多年未归的部落，让胡德夫感到陌生，这里不再有他歌里唱的满山月桃花和飞舞的蝴蝶。反观自己，现实把他摔到谷底，拖着破损的身体，投靠母亲。在被骨刺折磨痛无可忍的时刻，他甚至让朋友把炸药绑在自己身上，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朋友不忍见他被病痛折磨，答应照办。当帮他点了火，正想起身跑开的一刹，又徒手按灭火苗。两人抱头痛哭。

　　快五十岁的胡德夫走在部落的海边，每天早上看着红色的太阳从海底下爬上来，海风是蓝色的，他回想起自己的出生地新港就在五六十公里外，那时候外祖父赶来为他接生，用海水为他洗澡。他现在只剩下绝望，太平洋的风曾为他吹来第一件衣裳，现在吹的，却只剩下他的骨刺、他深渊般的人生。

　　到了中秋节，所有人都在团圆，胡德夫却面对完全破碎的家庭。两个孩子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胡德夫毫无收入，只能当着老母亲的面，把孩子送到收容孤儿和残障儿童的育幼园。老母亲80多岁，抱着树大哭。

　　送走孩子，胡德夫在绿色隧道的茄苳树下对着天空大喊，“我只剩下声音了。告诉我，我还有什么路可以走。要不要带我去唱歌啊。”

　　仿佛上帝听到了他的呼唤，多年没有联系的制作人王明辉邀请他录制专辑《摇篮曲》，专辑的名字像对他现实的反讽。

　　那时候，台湾已经解严，社会进一步松动，胡德夫已经从敏感人物变得可以出现，他消失了二十年，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胡德夫是谁，但一首《不了歌》震撼了无数人心弦。他以满头白发的样子归来，带着在大地上漂泊后的嗓音，沙哑醇厚，充满了苍劲的质感。

　　现在，胡德夫被称为“台湾民歌之父”，当我问起他如何看待自己现在的声名，他说，这一切都应该用橡皮擦擦去。

　　而对于大陆的很多年轻人来说，知道胡德夫，是因为他 2017年2月在央视的《朗读者》节目中的一次精彩表演，白岩松第一次听到胡德夫时也如获至宝，他这样写道，在胡德夫的歌声里“听得到岁月和山河，以及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

　　这些往事都在风中飘散，对于过去，胡德夫说，“60多岁，我相信自己还是一个被梦托付的人，而且我这一生，我真的想说，It's always wonderful。”

　　【对话】

　　最大的烦恼就是不太会烦恼

　　我们的哀伤、期许和憧憬

　　新京报：为什么会给自己取名叫Kimbo？

　　胡德夫：小时候景仰部落里的一位大哥，他是部落青年的楷模和领袖，每次村庄有运动会、祭典，他会带着年轻人跳舞。要知道在最前面带舞是很吃力的，得把整个队伍拉上来，会费很大的力气，而他的名字，用我们的话来说，叫作Kimbu（音译）。

　　之后我到台大外文系读书。坐在课堂上，教我们英国文学的老师要每一位同学给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我就问老师，在英国有没有接近Kimbu发音的名字？他说有啊，就是Kimbo。

　　新京报：现在小孩子还会说族语吗？

　　胡德夫：我们那时候，许多孩子在社会最底层，不管出去工作、读书，都会觉得自己矮人家一截。我是比较幸运的，我的祖父、外祖父，一直要求我在家里只能讲卑南族话，出家门可以讲排湾族话。我小时候，在学校会主动去学阿美族的话。但原住民在那个时代普遍还是缺乏信心的，一方面是社会造成的，一方面“我们在找自己是谁”。到现在改善很多了，孩子们上母语课的量越来越大，兴趣也越来越大。

　　新京报：你刚出去的时候，会有很多困惑吧？

　　胡德夫：不止是困惑，是绝望。当我得知父母亲决定让我去淡水读书后，我心里很不舒坦。为什么我要被抽离出来，花两年时间到这个地方读书？后来才慢慢地发现，还好我早一点出来，去认识这个社会。

　　一个村庄一半的年轻人都在外面，常会遇到很多侮辱性、污名化的东西。这是个很严峻的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在想我不去做，以后我会后悔，以后我能唱什么歌，来表示我们的哀伤，表示我们的期许，我们的憧憬。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部落的文化根基是什么？当初提出的问题，已经有答案了吗？

　　胡德夫：在那个时代，城市一直在扩张，乡村不断被并进去，但它还是跟都市保持着一段距离。年轻人现在也在探索，要怎么过？现在卑南族的青年是非常强大的。会去看看对方到底在做哪些事情。不是说政府需要什么，而是互相去切磋，当正向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是很强大的。

　　她们都是山谷里的妈妈

　　新京报：你当时会有异乡感吗？

　　胡德夫：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一个孩子了。我们淡江中学，每学年都会为原住民配全额奖学金，6个年级共24位。但有些同学是自己公费进来的，我其中的一位同学，你很难一下子知道他是原住民，他也不承认。

　　家里人来时，他就会带他们到操场边讲话，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阿美族。我常跟他在一起时会说：“你的成绩也不错啊。你在学校表现都很好，每次你都榜上有名。你就算说你是阿美族，你也是我们的光荣，是学校的光荣。”最后一个学期，在我们淡江的原住民同学会上，他高兴地把帽子丢到水池里，说，我就是阿美族。

　　新京报：那时候社会上有很多童工、雏妓的问题，你甚至当面处理过。

　　胡德夫：在我看来，那些童工是我们的未来，那些被骗来的小妹妹，是未来的母亲，被践踏到这样一个暗黑的角落，不见天日。我们那时候只能“以暴制暴”，几次以后，反而是我们这些小妹妹退缩，因为她们怕被弄到收容所训完后，还是这些人把她们带走。

　　所以后来我们想通过社会运动去解决，童工你不能用，雏妓是违法的。社会很多团体集合起来，通过比较对的方式，让这些孩子们有出路。我的方式是写歌。她们以后都是山谷里的妈妈。

　　转回来看看彼此的重要

　　新京报：你现在还会为什么烦恼吗？

　　胡德夫：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不太会烦恼。我太太骂我说，你以为你还二十八啊？（笑）我后来警觉到，真是，我半百不止了。

　　新京报：台湾的年轻人，现在会为什么烦恼？

　　胡德夫：台湾的年轻人，我感受到我们那时候的烦恼，沿袭到他们身上。从我们这一代，台湾最可惜的，是没有去惜福。那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有两千三百万人在那边。原住民几千年在那，看着大家慢慢来。变成亲戚、变成朋友。但是一下子，人的贪婪、人的私欲使曾经常常说话的朋友关系变得“撕裂”。

　　新京报：你后来就写了一首歌，《撕裂》。

　　胡德夫：我们原住民用歌修复感情，而且很认真地在修复。不是用母语去鄙视、咒骂对方。人要转回来看看彼此的重要。

　　新京报：你参加原住民运动时，当局派人来威胁你的母亲，说再这样就把你关到绿岛，她的回答是：“这样还会离我近一些。他现在在台北，我还看不到他。”

　　胡德夫：所以我在歌里面，写到很多她。写《太平洋的风》，是因为她告诉我的故事。她从来没告诉我她受的苦，总是一个人默默忍受。有时候妈妈的话，不能当耳边风。因为她们清楚价值在哪里。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徐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