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悲剧性的分离

　　今年是梁漱溟（1893-1988）先生辞世三十周年，上距其《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讲演/出版）则将近百年。世间与梁先生有关系者，大都限于文字之缘了。

　　但读梁者中间，与先生立于“同情”之地位者，并无减少；且爱屋及乌、恨亦相随，甚而发展出一种“同仇”、“敌忾”者，都并不鲜见：如诵言先生在西、中、印三条文明道路中择定“向东走”、走“中国自己的特殊之路”的远见卓识者，就很少不是“浅薄的胡适之一流”和自由派的冤家……我想，这与梁先生特具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道德意气，以及文字中随处透发的天命在身的个人自信，莫不相关。

　　然而，假如世间的读梁者，并非都是这样特殊的“梁漱溟主义”者；假如他们对有关梁先生的驳难攻讦，没有一读的雅量，但对梁先生在此情此景中的反应，总该有了解的兴致吧？！由梁先生哲嗣培宽先生翻检爬梳整理而成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二巨册，就是这样令读梁者窥见实情、推见至隐的著作。但限于篇幅，拙文不能就此书之内容有所叙述，而欲直接进入有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往来书信，以便重新讨论胡、梁等人有关“文化”论述的得失。

　　□赵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员）

　　不同的生活态度，决定文化与文明走向？

　　“适之先生：

　　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冥迩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

　　复谢。顺候起居 漱冥顿首 四月四日（1923年）”

　　这是梁先生在接读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4月1日《读书杂志》）之后，连续三天里与适之通信的第二封。

　　因为梁第一函（4月1日）中有“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等语，胡在次日的答函中为自己解释之余，反唇相讥：“认真太过，或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并举梁著中两处针对自己的酷评为例，使梁先生以只能“含诟忍辱”，以此相答。但如此看，“冥迩来服膺阳明”一语，完全成为蛇足，而细读胡先生评论，则知并不那么简单。在论及宋学厘定格物致知的理路以来，科学方法的兴盛之后，胡先生曾明确指出梁先生对此闭眼不见，只因为他“成见太深”：

　　“故近世八百年的学术史上，他只认‘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斋先生、东崖先生为最合我意’，而那影响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朱熹竟一字不提！他对于朱学与清朝考据学，完全闭眼不见，所以他能说：‘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

　　而且，不管怎么说，以一向被视为偏宕自放的泰州王氏父子代表“孔家哲学”，都显得过于无当。稍早前，张君劢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1922年2月《东方杂志》）中，即引梁启超先生之言，对此加以质疑：“梁先生又引孔子之言‘仁’、言‘中庸’……以证孔家自得之乐，以为出于直觉。所谓自得之乐，是否孔子唯一面目，已是问题。梁任公先生告我，梁漱溟之孔学，乃阳明门下泰州一派，则自得者，则孔子之一部而非全体也。”所以，尽管泰州王学正是梁先生的儒学底蕴，他也不能暂时收起这旧的招牌，打出阳明的旗号。

　　但，王阳明的“良知良能”，是否就是柏格森的“直觉”（intuition）？以“直觉”重释良知良能，是否就能摆脱胡适的追击，别开儒家的生面？

　　此处无法引证张君劢、刘伯明等人当年对此一“格义”的责难（俱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对胡适之一年前所刊《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有关柏格森哲学的长幅译介，亦只能点到为止。但梁先生都对这一失败，心知肚明，《梁漱溟往来书信》中多处皆直认不讳，《致黄河清》一函尤为醒豁警策：

　　“此书既以阐扬孔孟学理为旨归，而所以讲明之者，却滥引西人近代学者所用本能instinct、直觉intuition等名词术语，以为即是良知良能，即是仁，即是义，而不晓得根本错误,严重错误！本能、直觉在人类生命中处于生活工具地位，而人类生命本身则通乎宇宙本体……”

　　读梁者均知，如果“intuition”与“良知良能”之间的这一格义“完全错误”，则梁先生有关西/中两种生活态度的公式——直觉运用理智，还是理智用直觉——皆成无可理喻之辞，不能成立。但事实却是，1923年10月底，梁先生在更加意气飞扬的《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中，一再表示，只要“东方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差异无法否认——哪怕仅仅只是作为“一种风气、色彩、精神、趋向”意义上的差异而存在，西、中、印三条道路的论述，就仍可成立。

　　因而，我们不能不提出本文最根本的问题：难道真的仅仅是对于生活的不同态度，就可以决定文化与文明的特殊走向与不同未来？只要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文化和文明？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

　　“文化”与“文明”观念的分离

　　“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但是在这里还要有声明：文化与文明有别。所谓文明，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成绩品——譬如中国所制造的器皿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等，都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

　　尽管一向都清楚梁先生的论述就是如此，但重新阅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却仍倍感陌生和刺激：“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以“呆实制作品”指“文明”，以“抽象的样法”指“文化”，在今日稍微严格的学术生产中，已罕见有人敢于使用，却无疑是百年来以物质归文明，以精神指文化的滥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世俗划分，不过是它的略加引申而已。

　　而且，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一个观察：那就是“文化”与“文明”观念的分离，也始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呆实的制作品”与“抽象的样法”的这个二分法。

　　虽然在评论中胡适只是说“梁先生把文化和文明分作两事，但那个区别不能自圆其说”，接下来的也只是以“文化作为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来破梁先生设立的分别。但“科玄论战”结束不久，在回顾一次世界大战对国人影响，并重申对现代文明态度之时，胡适之开首就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6月6日《现代评论》）

　　“‘开倒车’的少年人”，这自然不能不说是包含了梁先生以及张君劢先生的。其对于文明的界定，也似乎别有深意：“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中国思想界“文化”话语之真正肇因

　　我知道，这样说很可能使人产生某种对梁先生的不敬之感。然而，正好相反。一百年后，当我们以真正严肃的心情思考《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价值之时，其人其书一百年间无远弗届、至今尤甚的巨大影响，却正可能如夜空的烟火，在照亮我们的视野后，留下更深的黑暗和危险。

　　而只要我们不再抱持偏见，我们将发现，五四运动以来，突然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文化”话语，并非肇因于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及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而与从挑战世界权力失败跌入深渊的德国进口的“特殊主义”的“文化主义”的支配性有关。它不仅终结了此前以维多利亚“文明”为中心的时代风尚，终结者恰好是这一运动的两位中心人物：严复和梁启超；而且，这一以特殊主义“文化”为标志的文明理论，将以其对直接、原始、刚强、坚质的人心的召唤，谱写民族、土地、英雄的神话。

　　梁先生并非先知，在“天下溺，援之以道”的梦想一再飘散之际，梁先生没有忘记苏轼对前辈韩愈的礼赞：“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这也恐将成为民族主义时代的最高赞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