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走过记忆的长河

　　写出《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天接到了他的朋友赫曼·阿西涅加斯邮寄来的一些信件。马尔克斯打开信件，他看到了奇怪的一幕，这些信件并非是写给他的，而是写给赫曼·阿西涅加斯的。

　　谁会将写给自己的信交给别人来看？马尔克斯怀着好奇打开了信件，这位魔幻主义大师看到了信件中单词里的S被写成C，西班牙语中混入了法语单词。但就是这样拼写错误百出的文字，却让马尔克斯激动。他拿起电话，打给写下这些信的人：艾玛·雷耶斯。在电话里，马尔克斯建议她把这些信件结集出版。谁知马尔克斯却没有听到一句好话，艾玛·雷耶斯在得知他看了信件之后大发雷霆，认为马尔克斯没有经过她的允许而偷看别人的私人信件，是一件失礼的行为。

　　据说为表示她的愤怒，艾玛·雷耶斯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封信。直至她去世之前，才同意将这些信件出版。

　　悲惨童年与开挂的人生

　　《我在秘密生长》收录了艾玛·雷耶斯写给好友赫曼·阿西涅加斯的二十三封信。

　　在艾玛·雷耶斯的讲述中，她是个斜眼，谁都不知道她往哪个方向看。夜里睡觉会尿床，甚至她不知道自己有几岁，当有人问起，她会回答，有时会觉得有十多岁了。伤心时，她会吃下自己的眼泪。虽然如此，她仍然爱着一只小猪，为对一只猪表达爱意，她会亲它的嘴，要知道正常的人不会这么做。但仔细一想，这并不能完全表达一个人的爱意，为此她决定把小猪抱在怀里睡觉。

　　艾玛·雷耶斯的童年，贫穷与难堪相伴，怯懦、恐惧、不安、无助等成为故事的关键词之一。但哪怕作者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成长，我想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童年的快乐：她会骑上一头骡子，牵着它在后院里兜圈儿，就会高兴得像过年一样。是的，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个游戏天堂，一个隐秘之处。这些能够给予人快乐的所在，通常非常简单。而作者的游戏天堂，只不过是一间屋子里的表演服饰，她在那里学会了过家家的玩耍。

　　谁没有玩过家家的经历呢？只是我们都已经长大，什么时候会回忆起，这却是难得的事。我相信跟随书中的文字，阅读到相关章节时，瞬间便会把读者的记忆激活，如同艾玛·雷耶斯把自己打扮成各种不同的模样，爬到舞台上，想象出一千个故事来。

　　马尔克斯看到的正是艾玛·雷耶斯童年的记忆，故事结束于作者走出了几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那时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两只瘦狗，一只跟在另外一只屁股后面闻着。随后的艾玛·雷耶斯人生几乎如同开了挂，她带着画笔从哥伦比亚出发，足迹遍布法国、阿根廷、墨西哥、美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以色列等国家。

　　一路行来，艾玛·雷耶斯结识了在二十世纪历史潮流中最出色的那一批人，塔马约、里维拉、弗里达等。在巴黎还认识了帕索里尼和让-保罗·萨特，前者拍摄了惊世骇俗的《索多玛120天》，后者当时是风靡全球的存在主义领袖。

　　自上世纪60年代始至80年代末，艾玛·雷耶斯成为生活在巴黎的拉美艺术家的核心人物，被称作拉美艺术界的“格兰德大妈”。在巴黎的名流们都听到一个传闻，据说她可能是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拉斐尔·雷耶斯的私生女儿的孩子，人们都说这是她姓氏的由来。对于这些传闻，艾玛·雷耶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显然为她的人生抹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书信体的内在叙事魔力

　　在巴黎的生活经历，使得艾玛·雷耶斯结识了众多名流，其中就包括赫曼·阿西涅加斯。我们如今能够看到《我在秘密生长》，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在信中被称作“亲爱的赫曼”的人，曾经担任过记者、教授及一本文学杂志的主编，后来升任哥伦比亚的文化部长。他和艾玛·雷耶斯相识于 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办的一场活动中，两人一见如故，彼此引为知己。

　　艾玛·雷耶斯在写给赫曼·阿西涅加斯的信中呈现了她的童年故事。实际上，信件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也是非常古老的写作方式，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出现的书信式文体，被称为从全知叙事到第一人称叙事的关键转折点，其代表作即为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书信体独特的叙事结构，向一个非己的他者传递信息的模式，在叙事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奥地利学者斯坦泽在他提出的叙事情景理论中，将书信体归于第一人称叙事中属于内心独白类型的自传性质文体。书信体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技法与结构，使得读者第一次如此深入地进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这也是阅读本作代入感极强的原因之一。

　　阅读本作很明显的体验之一，便是倾诉。艾玛·雷耶斯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向非己他者倾诉，同时也是对自己倾诉。以至于书信的内容是什么样子，她甚至在提起笔时自己也不知道。

　　比如在《人生中最残酷的一天》的章节里，作者描述了亲眼所见一个“小孩”的遗弃过程：“我一下子学会了什么叫不公，明白了一个四岁孩子也会失去活下去的意愿，只希望自己被地心吞没。”这种内心难以遏制的情感倾诉，使作者在信的结尾坦诚地告诉收信人，这封信没写成她想要的样子，但也没打算重写。

　　接下来，艾玛·雷耶斯在信中开始倾诉藏在心底的秘密：玛利亚小姐开始打我们，每次她打一个，另一个也跟着哭。被打的记忆，在信件中变成了“生活中出现的一件新事”，只要玛利亚小姐脱鞋子，她就知道要挨打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是她认为自己的妈妈是巧克力店。

　　类似妈妈是巧克力店的充满魔幻色彩的故事，却是作者最美丽最稀奇的童年回忆中难以忘怀的。这份记忆收藏在每一封信件中，会在某个读者阅读的时刻复活，过往的时间重新出现在眼前。

　　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邮件、微信、QQ等社交软件的盛行，写信，似乎成为了一种土老帽才会做的事情。但我想，这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超越信件的魔力，这也正是本作独特的魅力之一。

　　尘封在过往的童年记忆

　　童年在《我在秘密生长》中以一种的绘画般渲染的方式出现。这在有同样绘画经历的作家中屡见不鲜，比如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穆克，他在大学期间主修绘画。这种影响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以画入文，绘画的技法融汇到叙事文本，呈现出独特的故事形态。

　　统治文学世界的是时间，而绘画则是空间艺术的呈现。当具有绘画背景的写作者为读者讲述一个故事时，我们会获得非常独特的阅读体验。艾玛·雷耶斯的绘画作品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她曾在巴黎塞纳河左岸举行个人画展。我在网上搜寻她的绘画作品，那种变形、神秘、夸张的风格几乎使观者窒息，又却使人着迷不已。

　　艾玛·雷耶斯显然将绘画技巧融汇在《我在秘密生长》的文本叙事中，比如说应用绘画中的透视技法。透视技法的特点，是将空间省略与空间并置描述的场景同时表现，读者一眼便可看到不同场景之间的变化，形成空间的流动性。在《人生中最残酷的一天》的章节中，房间里的东西胡乱放着，屋子正中央有两个箱子，贝萨薇在收拾衣服。屋子作为封闭的空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所有的一切描述并不是某个视角引发，而是和绘画中的鸟瞰式透视法相差无几，这正是艾玛·雷耶斯在讲述故事时行文的特点。

　　随着场景的转换，艾玛·雷耶斯笔下的故事使得整个画面的空间感与立体感发生变化。比如作者在描述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倒便盆，读者随着文字的描述，跟随她的脚步，会看到一路所见。随后与朋友瘸子进入到垃圾场，在那里发现“雷波勇将军死了”。不断变幻的场景层次分明，融会一体，如同绘画手法的立体感所造成的层次变化，读来往往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正因在场感的独特阅读体验，使我在阅读这本书时，记忆中不断出现自己儿时的点点滴滴。应该说，《我在秘密生长》给了我触摸童年的机会，在阅读艾玛·雷耶斯的童年故事时，属于我的尘封在过往的童年记忆，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不得不说的是，儿童眼中的世界，以成人的眼光来看，永远会给予人惊奇，但有时人们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拥有过童真无邪的时代。

　　或许，这正是艾玛·雷耶斯同意这些私人信件最终出版的原因：当你走过记忆的长河，回望过往，会发现总有一些时候，触发早已流逝的时间，那里是尘封在过往的童年记忆。如果这一切由一本书来完成，那自然对读者而言，是一件难得的阅读体验了。

　　□孟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