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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 我来到自己身旁

2018年01月0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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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1927—2015),当代德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颁奖词称其以“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被历史遗忘的面孔”。代表作有《铁皮鼓》《猫与鼠》《比目鱼》《剥洋葱》《我的世纪》等。
《万物归一》
作者:(德)君特·格拉斯
译者:芮虎
版本:天地出版社
2017年11月

  1999年,君特·格拉斯以“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被遗忘的历史真相”的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主要作品《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也是以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和对社会毫不留情的批判为己任,这是格拉斯作为大作家的底色,也是他赢得声誉和尊重的基础。然而在格拉斯的最后一部作品——2015年4月13日离世后才出版的遗著《万物归一》中,他惯常的社会批判者的面目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沉思生与死等永恒问题的垂暮者形象。被病痛百般折磨,死亡近在眼前的时刻,正如他在短诗《阅读足迹》中所言:“我来到自己身旁——”尽管在书中,一直关注时事新闻的格拉斯也提到近年发生的新闻事件,如叙利亚内战、苏格兰公投等,但都没有展开分析,只一笔带过,因为与全神贯注于即将造访的死神相比,那些的确可算是身外之物了。

  《万物归一》包含96首诗歌、散文诗、记录和随感,大多篇幅较短,最长的《我们将长眠何处》译成中文也不过五千多字,这对于体力严重衰退的作家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每篇作品没有标注写作时间,但从文中留下的对于时事的点滴记录来看,作品大多写于格拉斯去世前两三年,即85岁到88岁之间。

  作为高龄作家的作品,《万物归一》给我最突出的感受是它对伤感的弃绝。格拉斯当然知道伤感是文学的病毒,它会侵蚀文章的肌理,吞噬文章的骨骼,直至将文学降格为令人生厌的呻吟。对于格拉斯,这绝不允许发生。八十多岁的格拉斯体力衰退了,不可能再写长篇巨制了,但在这些短篇里,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明晰、理性、淡定的睿智风格。

  在《万物归一》里,格拉斯勇敢坦然地直视未来(也就是死亡),深情而不滥情地回首过往,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对“此地此刻”的洞察达成的。《我们将长眠何处》是这本书得以成立的栋梁。文章主题很简单:格拉斯夫妇请他们的老相识木匠师傅恩斯特·阿多迈特为他们打造两口百年之后使用的棺材。文章以细腻节制的文笔层层推进,先是对木材品种的要求,“我妻子用松木,而我用桦木”。然后是“木匣子”的尺寸,“在脚的方向不要窄小起来”。关于把手的样式夫妇俩有不同意见,格拉斯希望能用木材制作,而他妻子想用更结实的皮带制作,当然无论如何“两边都要分别设置四个把手,与我们的孩子人数相应”。至于棺盖,格拉斯向木匠师傅提议,“盖子只是放在上面就好,最后,泥土的重量就足以让它盖紧”,格拉斯注意到,这么说的时候,“这位木匠让自己的笑容倏忽闪过脸上”。这也只是文章的开头部分,格拉斯继续以冷静细致的文笔继续这个主题:他和妻子就木料楔子与用粗糙的皮带在木匣子两边做提手达成一致;“在我们没有生命的肉体经过必要清洗之后,陈放在树叶堆上,并由子女们在我们身上覆盖落叶。”然后是对墓地的选择,经过反复权衡,夫妇俩一致同意在附近的乡村墓地寻觅最后的地址。待两个木匣子做好之后,趁家中没有客人,夫妇俩又以“喜庆之感预习了自己的入殓过程”。

  整篇文章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细细铺陈,没有一丝感伤和感慨,但是读着读着,你的心弦似乎被慢慢拨动,你意识到,这不就是一个老人在学习面对死亡吗?而克服恐惧的最好方法不正是坦然无惧地去凝视它吗?你越是仔细凝视,越是不会被它击倒,而勇气则在这些冷静的文字背后成长为一个精神的巨人,它永远存活在空气中,不会被世俗的疾病和普通的死亡带走。文章最后,格拉斯以冷静的笔触表达了生命必胜的信念:“最近,我的妻子将从地里刨出来的大丽花块茎与别的花的球头放在她自己的木匣子里,让它们在那里过冬。我们希望,在第二年的3月把它们在花畦里栽种下去,然后用施了肥的花园土壤盖上。”格拉斯在这篇文章里通过死亡描画的却是一首生之赞歌。

  在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对于自己的晚期作品都分外用心,以期在自己创作力旺盛的壮年作品之上再上层楼,巴勒斯坦裔美国大批评家就曾专门撰文分析过这所谓的“晚期风格”。通常晚期风格的作品不是以想象力的汪洋恣肆为主要特征,因为作家在创作它们时,体力已然衰退,精力不如从前,但在睿智和深度方面则可能胜出一筹。一种洞穿世事的眼光,一种超然生死之上又对生命无限眷念的情感,令《万物归一》的文字独具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在波浪的裙边/我来到自己的身旁——去去来来——/赤着双足在沙滩相遇。”

  □凌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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