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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伦理学家的蔡元培

2018年01月2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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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学史》
作者:蔡元培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12年7月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初版书影(讲谈社,1920)

  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以其对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的成功改造,而“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在20世纪革命史上,不论早年成立光复会,还是晚年为民主自由与人权国是鞠躬尽瘁,也都有他的一席之地。通常认为,蔡元培毕生的主要业绩在教育,在革命,在涵育现代大学精神,在砥砺社会进步力量,而不在学术。不过,蔡元培作为世所公认的“知行合一”的楷模,其卓著功勋自然离不开其学术思想的支撑。在蔡元培的学术体系中,发挥基底作用的是他在伦理学与美学方面的建树。而他的美育思想,又是因其对伦理问题的关注而创发。是故,蔡元培的伦理学家身份也就自是应当得到重视。况且他不但以其著作直接参与了伦理学这一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建立,还凭借其实践大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伦理向度的展开。

  从“道德革命”到“伦理立科”

  所谓“道德革命”,是指“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进化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从1902年开始在《新民丛报》上发起的对中国固有道德观念的强势批判,以及对西方现代伦理学说的正面引进。梁启超是晚清思想界与舆论场的巨子,在发动“道德革命”前后,亦有“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史学革命”之举,但却尤以“道德革命”最是震撼时人、影响后世。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向来以“道德立国”的“礼仪之邦”自居(《东籍月旦》)。虽然此时已历经数十年“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洗礼,但时论主流,却依旧是“中国一切学问,皆当学于西洋,惟伦理为中国所固有,不必用新说”(引自蒋观云《平等说与中国旧伦理之冲突》)。梁启超在这一背景下展开“道德革命”,既是挑战时风,同时也不啻向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为坚硬的部分“宣战”。

  “道德革命”除去引起思想震荡与舆论风暴,并且转化成为现实的革命行动以外,还促成了伦理学这一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创立。此前,“伦理学”曾以各种名目进入晚清“新学”的课程设计,也有多种迻译日籍的“伦理学讲义”出版。但直到1905至1906年间,刘师培的两册《伦理学教科书》问世,国人才有了第一部流播广泛的自著伦理学著作。而此时的刘师培,正自命“激烈派第一人”(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待到1910年,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出版,“伦理学史”的问题意识与著述体例才真正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而彼时的蔡元培虽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游学,但并未褪去晚清“革命党人”的印记。也就是说,讨论伦理学这一学科在晚清的兴起与发展,不应忽略“伦理立科”背后对“道德革命”一以贯之的追求。换句话说,在蔡元培等人眼中,伦理学固然是一门学问,但却无时无刻不与“新民”理想,甚至现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攸关。

  以“异方学说”与“固有思想”相为衡准

  蔡元培对现代中国伦理学的贡献首在《中国伦理学史》的写作。这是因为截至该书出版的1910年,“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序例》),而此书正是不折不扣的首部国人自著的“中国伦理学史”。

  蔡元培对伦理学的关注其来有自。在梁启超发起“道德革命”的1902年,蔡元培曾到日本短期游历,并在同年为麦鼎华所译日人元良勇次郎的《中等伦理学》一书作序。而从1902年到1906年启程前往德国游学,他在此期间更是先出版了所译德人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与日人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两部著作,继而与张元济、高凤谦共同校订了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修身教科书》一、二两册,后又完成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一书的写作。而在德国游学时,蔡元培更是以一译一著两部伦理学著作享誉于世,所译为德人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著即《中国伦理学史》。在《中国伦理学史》出版的次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闻讯旋即中断游学生涯,归国参与中华民国的缔造工作,并于次年出任临时教育总长。

  《中国伦理学史》之所以具有标志意义,不仅因其是蔡元培晚清时期的学术代表作,是国人写作伦理学史的开山之作,更因其是现代学术精神、道德意识与文化品格的结晶,是考察彼时“新学”逻辑、脉络与关怀的重要样本。

  在蔡元培看来,“苟无学术史,则凡前人之知,无以为后学之凭借,以益求进步”。具体到伦理学界,“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蔡元培担心“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序例》)。于是,他在莱比锡大学的课余时间便开始写作《中国伦理学史》。而在德国对西方学说的系统研习,加之其本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使得蔡元培在看待中国伦理问题时的眼界较之此前一个时期的“道德革命”论述可以更上层楼。

  贯穿于《中国伦理学史》中的主线,即蔡元培提出的以“异方学说”与“固有思想”相为衡准的主张。这既是晚清“新学”人士受到进化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而普遍产生的一种历史意识与文化观念,同时也包含了蔡元培个人的独到思考。一方面,伦理学意识的勃发与伦理学史的认知框架乃是西学刺激的产物;但另一方面,蔡元培超拔时人之处在于其并非仅以西学为批判中国旧说的工具,而对西学本身同样能持一种历史的分析态度,将“分道输入”的西方伦理学说条分缕析,加以把握,使之与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相为衡准,最终在相互参照的视野中形成对“中国伦理学”的准确认识。

  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蔡元培将中国伦理学史分为“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与“宋明理学时代”三期。至于有清一代的伦理学,他则仅在“附录”中提示了戴震、黄宗羲与俞正燮三家学说。清代伦理学不入蔡元培的法眼,乃是因为“本朝有讲学之禁”(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宋明理学时代》),所以学术思想创获无多。而之所以特别标举戴、黄、俞三家,在于他们“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思想之先声”(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附录》)。可见对“中国伦理学”未来应当的走向,蔡元培未尝没有自家主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其时颇多学术史家对晚清以降的“新学”大都给予积极评价不同,蔡元培虽也表彰其功,但却不无保留意见。他并不满意在此前一个时期的“道德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将西方伦理学说工具化的倾向。他以为无论对西方伦理学,还是对中国伦理学,都应当加以专门研究,方才能够产生思想效力与道德效应。而《中国伦理学史》便正是他为此做出的努力。

  知行合一的“成人”道路

  除去写作《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还著译有多种直接指导伦理实践的著作。他的译作《伦理学原理》被多所新式学堂选定为教科书。而其自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与《华工学校讲义》等著述,也同样大受欢迎。

  蔡元培在历史上的形象几乎定格在他作为永远的“北大校长”上。此举固有一定偏颇,但也反映了蔡元培一生思想与事功最为卓著的时期当是他在北大校长任上。1916年应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的邀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此后,他的十年校长生涯与次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便是一段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了。

  1920年,北大新潮社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这是蔡元培的言论首次被系统整理出来。尔后,此书成为了蔡元培行销最广的一部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收录的六类八十四篇文章中,涉及伦理问题者占据了相当篇幅。蔡元培谈教育,谈学术,谈政治形势,谈舆论事件,在在离不开对人的伦理境况及其改造途径的关注。而此时蔡元培的伦理观念已经与晚清时期流行的“新民”论述拉开了距离。如果说后者的核心关怀在于如何通过建设现代伦理而使国人成为现代“国民”的话,那么蔡元培的思考与追求则可以归结为对“成人”问题的全方位与多层次的探索上,至于“国民”意识及其行为准则的养成,则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在《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中的理论结晶与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实践,正是一场旨在使国人真正“成人”的伟大尝试。

  蔡元培不但“立言”,而且“立行”。1918年,他在北大率先发起成立“进德会”,号召“众浊独清之士”团结起来,一道秉持现代道德戒律。可见蔡元培其时已是“公德”与“私德”并重,且都作则垂范。

  “立言”也好,“立行”也罢,蔡元培归根结底乃在“立德”。而只有将蔡元培的“进德”努力,与其在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上的贡献合而观之,方才是其完整的“新文化”思路。“新教育”与“新学术”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成人”。而只有“人成德进”,方才能有真正的“新文化”。

  □李浴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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