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 “我的血液分给你们，我要记起那几行诗”

　　1945年4月11日，26岁的莱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迎来11个月蹂躏之后的解放。1987年4月11日早晨，解放纪念日当天，68岁的莱维走出他在都灵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的公寓，跌落在楼梯栏杆上。有人说，四十年后，普里莫·莱维死于奥斯维辛。

　　在他的灰色墓碑上，刻着数字：174517。这行由纳粹刻在他左臂上的淡青色烙印，如同时间的咒语，时刻在他耳边鸣响丧钟。他的一生，都似湮没在这行编号中：“我很难说清楚，1944年11月那个有我名字，号码是174517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经历过语言都失效的暴力与蛮荒，从他所敬仰的作家但丁笔下的地狱中俯身而过，莱维亲眼见过文明背面狰狞的魔爪。在最为绝望的时刻，他曾在集中营里和狱友偷偷背诵但丁的《神曲》。他忘记了最后几行诗，情急之下说：“谁告诉我，我就把今天的汤分给你们喝，这是让我多活一天的血液，我的血液分给你们，我要记起那几行诗。”

　　少年莱维

　　“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宿命”

　　“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宿命，让我远离麇集的人群；我的化学家生涯，如此悠长的化学家生涯，让我很难把自己看作一个真正舞文弄墨的人，然而要是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化学家，我又太容易为多姿多彩、悲惨或是奇异的景致分神。”

　　——《他人的行当》

　　1919年7月3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停息的那一年，意大利都灵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的一个犹太家庭中，普里莫·莱维降生。“普里莫”（primo）意为“第一”，作为家中长子，莱维在童年便展现出日后文字中的诸多特质，敏感，自律，好奇，严谨。读小学时，莱维是班中的优等生，同学们常欢呼：“普里莫·莱维第一名！”（Primo Levi Primo!）小学最后一年，莱维因胸膜炎休学在家，痊愈后进入都灵顶尖公学马西莫·达泽利奥中学，在这里，年龄偏小、身形瘦削的莱维时常受人欺辱，健康恶化，以至于但凡听见“犹太”二字便自卑易怒。

　　就在少年莱维为自己的遭遇自怨、落泪时，校园外的世界正在悄然改变。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并于1935年9月颁布了欧洲历史上甚为凶残的法律《纽伦堡法案》。法案规定，凡有一个犹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国人即为“犹太人”，并被剥夺公民权利。也是这一年，16岁的莱维向父亲切萨雷宣布了自己想成为化学家的决定。在他看来，化学是一门“脚踏实地”的科学，其洁净的特质就像一剂解药，足以治疗意大利政府对古罗马荣耀的浮华宣传。

　　如愿进入都灵大学化学系后，莱维沉浸在化学试剂的“香气”中，它们洁净而有条理，一如科学的简洁和朴素之美。20世纪30年代，由于大部分化学成就都由德国化学家取得，化学文献也大多以德语写就，为更接近化学本身，莱维特地买来德语原版《无机化学入门》，就这样，莱维因化学而学会了犹太迫害者的语言。日后证明，他无意间学到的“水”、“火炉”等词语，几乎救了他的命。

　　纯净的化学宫殿之外，意大利社会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1938年9月初，意大利首次推行反犹合法化，大学不得接受“犹太种族人口”入学，禁止犹太教师在公共教育机构授课。1939年犹太新年，当莱维一家像过去一样团聚办晚宴，将蜂蜜涂抹在面包和苹果上庆祝新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大学毕业后，手握一张盖有“犹太种族成员”印章的毕业证书，莱维在失业6个月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石棉矿厂从石棉废渣中提取镍，用于法西斯的飞机制造业。事实上，自1939年起，大批犹太人就从波希米亚被赶往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隔离区，德国人蓄意将他们饿死。欧洲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屠杀日复一日地进行，而莱维和周围人一样，虽心有戚戚却佯装不知。后来他重拾这段灰暗记忆时说：“我们的无知让我们得以活下去。”

　　坠入奥斯维辛的深渊之底

　　“我是个囚犯，我的序号是174517”

　　“正因为集中营是使人沦为畜生的一架大机器，我们不应该变成畜生；就是在这种地方人也能活下去，因此人应该有活下去的意志，为了日后能带着证据出去，能向世人讲述。”

　　——《这是不是个人》

　　1943年11月，24岁的莱维和几个朋友组成了反法西斯游击队。12月13日凌晨，法西斯保安队在山上逮捕了他和部分队员。审讯的士官告诉莱维，如果是游击队员，会被立即处决；如果是犹太人，则会被送到集中营。莱维选择坦白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被送至纳粹-法西斯关押犹太人的主要中转营——福索利集中营。次年2月，德国党卫军接管了这里，所有犹太人必须离开，650个犹太人就这样被塞进12节封闭的货车车厢，运往奥斯维辛。那是莱维第一次听说“奥斯维辛”，于他而言，那不过是个“毫无意义的名字”。

　　遣送途中，莱维第一次遭到殴打，却感觉不到疼痛，只有“深深的愕然”：怎么能不带愤怒地殴打一个人呢？一到达奥斯维辛，车上的500余人就被“淘汰”杀死，余下的96个男人和29个女人进入集中营。这里是奥斯维辛附近的莫诺维茨，约有一万名囚徒被安排在一个叫做布纳的橡胶厂干活。莱维穿过这道门，心里与过去的世界彻底诀别。

　　这里意味着——匮乏：吃饭时要用手接在下巴底下，避免浪费食物残渣；要把饭盒底刮干净；为分到稍微浓稠的菜汤，必须排到适当的位置；细铁丝可以系鞋子，破布能做鞋垫，偷偷用纸张填充上衣御寒；碗、勺子、食物、鞋子随时可能被偷走。饥饿：人人因饥饿而腹部肿胀，四肢干瘦，脸部浮肿；许多囚犯在睡梦中咂吧嘴，磨牙床，梦见自己在吃东西。病痛：往往从脚开始，犯人没有权利为自己争取一双合脚的鞋子，脚常因此而发炎流血肿胀溃烂。

　　这里意味着——虐待狂一般的仪式：每天囚犯拖着步子去劳动时，军乐团都会演奏那几首乐曲，莱维日后想起那单调乏味的击鼓声和敲击声，“血仍然会停止流动”。无意义的暴力：无处不在的呵斥、殴打、侮辱、谩骂；被强迫的重复劳作、洗澡、消毒、赤裸；荒谬的管理规则、惩罚措施。

　　这里意味着——人格的侮蔑和践踏：一次，极度口渴的莱维将手伸出窗外，费力掰下一根冰凌，却被守卫一把夺走，“为什么？”莱维不解。“这里没有为什么”；莱维参加集中营橡胶实验室的化学考试时，考官潘维茨博士看他的眼神“像是人隔着鱼缸的玻璃壁看鱼时的目光”；当囚犯头目阿莱克斯在莱维身上擦净自己沾满油腻的手时，莱维在他眼中只是物件，不是人。

　　这里没有思考、准则，不需要文明、语言、规矩、善意，只有碾轧一切、毁灭一切的生存。当莱维置身于这样一个凶残而悲哀的角斗场，他不禁反省人类本性和社会本质：“我们不相信想当然的轻易的推论：当一切文明的上层建筑被取消时，人从根本上来说是野蛮的、自私的、愚蠢的……我们反倒认为，就这个问题，唯一的结论是，当人类面临身体的生理需要和痛苦的折磨，许多习俗和社会本性都无所适从。”

　　目睹过这些，莱维不信上帝。一次棚屋的生死筛选中，在一个危机瞬间，莱维颤抖着要对上帝寻求庇护，却很快镇静下来。一晚，他从三层铺位上看见一个叫库恩的老人因未被淘汰，大声祈祷，剧烈摇晃上身，感激上帝的恩惠，而他旁边铺位上即将被淘汰、杀死的希腊人贝波还睁着眼。素来冷静清醒的莱维，几乎在他的回忆文字里呵斥：“如果我是上帝，我会把库恩的祈祷啐回尘世间。”后来，当他终于回到“人间”，他的一位大学物理老师将他的幸存归功于上帝：“上帝拯救你是为了让你去书写历史。”莱维回信：“奥斯维辛的残酷是对天神的咒骂。”并签上自己的囚犯编号：“174517。”

　　“奥斯维辛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涤荡了我所接受过的任何宗教上的教育和修养。”莱维说，“有奥斯维辛，就不能有上帝的存在。我找不到一种解决此困境的良方。我寻找过，但我找不到。”

　　活着为了讲述

　　“如果没写书，我还是地下受罪的亡灵”

　　“是的，只要我们还活着，那么开口讲述出来，乃是我们的任务，不过，我们得讲给别人听，讲给那些当初尚未出生的人听，为了让他们知道‘人究竟可以达到何等地步’。”——《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

　　普里莫·莱维活了下来。或因为年轻，或是早年习得的德语帮了忙，或是化学实验室的工作拯救了他，或因那被求生本能激发起的观察力和治愈力，他活了下来。在被囚禁将近一年多，又在路上花费近9个月之后，莱维终于返回意大利都灵家中。最初的650人中，仅有3人生还。

　　经历过奥斯维辛的梦魇，莱维几乎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一切都极不真实：“我感觉我还活着，却没有了生命。”火车经过时的尖啸声就足以让他心惊胆战，他依然保持用一只手在下巴底下接食物的习惯，回家当晚，他将一大块面包藏在枕头下面。那一年是1945年，除难民外还有378600名意大利战俘没有归国，莱维决定为死难者寻找他们的亲属。

　　更为迫切的需求是倾诉，冲动“像饥饿一样强烈”。都灵-米兰的公共汽车、电车上，总能看到一位蓄着杂草般胡须的短发男人，弓着身子，眼睛通红，和陌生乘客聊起奥斯维辛。没人打断他，不断有人加入，还礼貌地要求他大声些。恰是在讲述的过程中，莱维开始构思他书写奥斯维辛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

　　此时的莱维最认同两位传奇的流放者，一位是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一位是罗马诗人提布卢斯笔下的步兵战士，后者“倒出一杯酒，用酒在桌子上描画他的营帐”。无疑，奥斯维辛就是莱维当下急需描画的“营帐”。在火车票的背面、随手拾起的碎纸片上、烟盒的空白处，莱维记下集中营中的对话、细小的片段、一个个不具姓名的人，趁记忆尚未远去。连续10个月，在都灵东北部一家油漆厂的宿舍里，无论午休、深夜，莱维都坐在窗前，面对整个苏萨山谷，任文字喷涌，“就像被堵住的洪水突然一泻千里”。

　　重新直面切身的苦难，愤怒和仇恨是危险的。为了不影响目击证人的可信度，莱维审慎地写着：不对迫害者使用过激的词汇，删掉原本频繁出现的“仇恨”（odio）一词，不对德国人这一整体做道德评判，不让苦难过分溢出纸面，“降了8度的音阶，对作品作低调处理”。还在集中营时，一位年近五十的退伍军士施泰因洛夫就曾告诉莱维，必须按时洗澡、擦鞋、挺起腰杆走路，“我们不应该变成畜生”，他说。对莱维而言，写作和洗澡、擦鞋、挺直脊背无异，是他维持尊严的唯一方式。

　　“如果没写书，我还是地下受罪的亡灵”。因为书写，莱维免于被幸存后的苦痛记忆摧毁。

　　幸存者的道德困境

　　“为什么他们都死了，而我活了下来？”

　　“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仅仅对于某些幸运儿，在某些特定的瞬间，或者非常单纯的灵魂，脱离痛苦才能带来快乐，否则总要伴随一段时间的深深的痛苦。”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莱维在战后第一次来到德国。在法兰克福，他亲眼目睹挖掘机从廉价公寓的废墟底下挖出在战争中遇难的整家人的骸骨。莱维迫切想同德国人交谈，酒店大堂、酒吧间、库克斯港的沙滩上，当他试图追溯不那么久远的历史时，大多数德国人将灾难归咎于希特勒一人，并未表现出对战争的强烈态度或反思。《这是不是个人》出版之初遭受冷遇，也与人们急于重建新世界，不愿触及历史创伤有关。

　　转折在1955年到来，纳粹集中营解放十周年，都灵玛达马广场上，36岁的莱维在一段成功的演讲过后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人物。《这是不是个人》因而再版，并由德语译者海因茨·里特译介到德国。然而在大多数场合，莱维都被视作一位“幸存者”，而非一名作家。同时期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已凭借《树上的男爵》在文坛获得声誉，莱维却反复追问自己：如果没有奥斯维辛，你会成为怎样的作家？他的答案是：“极为平庸”、“失败”的作家。历史不能重来，因此莱维永无法知晓。

　　而真正让莱维抑郁症发作，“如死亡般寒冷”的是，他必须时刻面对公众的提问：你为什么原谅了德国？为什么不从集中营越狱？为什么集中营里没有大规模反抗？你为什么会幸存？一次，他和在校学生交流时，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学生无法忍受莱维的“不宽恕”，要求他在黑板上画出集中营地图，他要向莱维证明：你本可以逃跑。

　　在奥斯维辛，莱维时常梦见自己坐在亲朋好友中间，他有很多话要讲，却发现没人在听。这个梦成了真。当他尝试和儿女说起苦难经历时，15岁的伦佐哭着跑出房间，和9年前姐姐的反应一样。他们情愿不知道奥斯维辛，因为他们不需要一个“幸存者父亲”。而奥斯维辛的经历却是莱维一生情感体验的巅峰，尽管这体验彻骨疼痛，那之后他从未能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情绪，只有被抑郁和无力啮噬的疲惫身心，仿佛“身处一大群喧闹混乱的游泳者中，孤独而绝望”。

　　与当初返回家乡时“纳粹时代一去不返”的乐观信念相悖，自意大利共和国1946年成立，近半个世纪过去，莱维看到经济繁荣背后，潜藏着西西里黑手党的阴影和无法遏制的政治腐败。1986年春，当切尔诺贝利放射性的尘埃云涌向欧洲天空，莱维写下一首名为《备忘书》的诗：“在这样一个夜晚/有个人向旁边的女人伸出手去/他感觉自己没有重量了/他的未来没有重量了……”他惊骇地意识到，切尔诺贝利的物理学家们无心担负这场事故的责任，自己此前写就的科幻小说中的设想成为现实：在这个科技时代，劳动分工使得每个个体的贡献都不再重要，而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就是以此为基础运作的。

　　1986年4月，《被淹没与被拯救的》问世，和《这是不是个人》中尚存希望的青年莱维不同，年过花甲的莱维放弃了从痛苦走向慰藉的情感宣泄，将自己置于尼采口中“人性残忍的节日”现场，苦口婆心：“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

　　生命的最后时日，他曾抄写同一首诗给朋友们：“时光飞逝，诸事已毕，你所有淡淡的愿望，只是这个秋天漫长而温暖。”

　　普里莫·莱维没能感受那个秋天的温暖。当初他宁愿用血换的诗行，应该是：“我想看清：那人形如何与那光圈相适应，又如何把自身安放其中；但是，我自己的羽翼对此却力不胜任：除非我的心灵被一道闪光所击中，也只有在这闪光中，我心灵的宿愿才得以完成。谈到这里，在运用那高度的想象力方面，已是力尽词穷；但是，那爱却早已把我的欲望和意愿移转，犹如车轮被均匀地推动，正是这爱推动太阳和其他群星。”

　　B02-B03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