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生张大春 那些个认真悲伤的假人

　　即便是一次短促的采访，我也为自己的提问是否会触怒张大春而忐忑不安，据一位采访过的记者所说，张大春骄傲、敏锐，厌恶千篇一律的提问，如果是一个笨问题，他会感到不悦。另一个令人焦虑的原因，是应当如何描画一个清晰的张大春？他同时被视为顽童、侠客和狂生，做过电台，写过剧本，面对读者也不退让，他曾公开说：“读者不是平白无故当的，他妈的他是消费者，花钱不见得就是大爷，他是要有文化准备的。”

　　古往今来，还有何人敢做此事？

　　他表现出的顽劣同样让朋友们印象深刻。据杨照文字透露，年轻时就素有顽童之名的张大春很喜欢恶作剧，有时候跟朋友一起看悬疑片，他看到一半甚至开头就侧身对朋友说，“我对你说，杀人凶手其实是男主角的母亲……”张大春太太叶美瑶说自己如果出差，家里就会只剩下三个小孩。

　　在周华健的描述里，他羡慕张大春的生活状态，认为他是“侠”。有时候他们在酒馆聊完正事，张大春拿出纸笔，醉后就写。这是一个太没有耐心的社会，但张大春并未跟着，他习字、写古体诗，通过小说近乎肆无忌惮地释放自己的想象力，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主角就叫张大春，一个模糊了现实与虚构边界的反类型武侠故事，没有寻宝也没有复仇，而是书写“逃匿”。

　　与老来沉默的人不同，张大春狂，敢说。写《大唐李白》，他替李白捉刀写诗，“有些诗我觉得要么是李白没写完，要么是后来编选李白诗集的编辑在胡编乱造。把他的诗改一改，也许两百年后有人看了，会觉得我写的还真不错。”

　　狂的背后是他对中国古体小说的承袭和现代小说技法的了然。文化传承，剥落是常态，延续是机缘，在他的长篇小说里，时常能看到传统书场叙事中偏离主题的“跑野马”，许多“离题”片段，伏线千里，犹如流动不居的碎片在大背景下兀自燃烧，这些由笔记、说部带来的教养正是张大春念兹在兹的古体小说命脉所在。

　　这种承继，不仅体现在写作上，张大春还在电台说书，从《江湖奇侠传》《聊斋》说到《封神演义》《水浒传》。写《大唐李白》时，他早上写完，下午就去电台说了，电台坚持了快二十年，一个小小的说书场已然被重建。

　　不过面对年轻人，他会自嘲：“我猜想，很多年轻朋友不见得认得我，我是写小说的，不只是骂街的，现在大部分朋友会认为我只在脸书上骂人，接着变成报纸上第二天的头条。”他接着说道，“那是我的副业。”台下传来一片笑声。（他曾因在脸书上的“骂街”，引来网友留言称他“反社会人格代表”，他回，“反社会人格”中肯，“代表”不妥，因自己太独特，代表不了任何人。）

　　我不免好奇，他如何一步一步成长为眼前这位狂生？秘密或许隐藏在他和父亲的家族史里。

　　“如果还有什么坚持，不在乎吧”

　　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看世界不顺眼。一次演讲中，他说起1970年自己在学校跟人打架受处分，被命令站在秘书室门口罚站。不知道站了多久，忽然之间听到学校的墙外边传来一声春儿。他模模糊糊透过墙洞看到父亲骑着那辆28寸自行车，车前面的杠子上，放着两杆网球拍。张大春仍记得骑车路上，背影后边传来了父亲的话：“学校叫我来带你逃个学。”多年以后，张大春问父亲，“你记不记得，在我念初中二年级时，你带我逃过学。”父亲说，“恐怕不是这样吧，是你带我逃了半天班。”

　　父亲的言行，影响了张大春如何对待子女。莫言与张大春父亲交好，曾说老爷子您跟大春感情深，老爷子回应，“多年父子成兄弟，现在他是我哥。”这句话还在时间里冒险。两年前，张大春在脸书Po出中学生闹返课网时写下的错字，被儿子反击。第二天登上新闻头条，张大春转发，引用了父亲的话，说自己和张容“多年父子成兄弟。”感叹是儿子为自己解围。

　　十多年前，他写《聆听父亲》，给尚未出生的张容讲述家史。如今，父亲故世，他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为他们做早餐，坦言比起写小说，更重要的是陪伴家人。但狂生如张大春，也拿自己的儿女没辙。2013年，女儿听闻张大春帮周华健作词，说的一句话广为流传，“周华健已经那么老了，你还再帮他写文言文的歌词，你不要害他了。”

　　有一天他问儿子，爸爸最好的朋友是你，你最好的朋友会不会是我？张容想了想，说，应该不会。

　　相似的提问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有一天，张大春问父亲他最好的朋友是谁，父亲说：“有三个罢，倒还有两个没出来。”“那还有一个是谁？”父亲指着张大春鼻尖说，“就连我儿也一块算上罢。”

　　父亲留给张大春的印象是沉默、寂寞。“我父亲非常寂寞，所以非常珍惜友情，我常觉得他和母亲之间的夫妻之情，还不如从愉悦而热闹的友情，来得满足和快乐。所以他把生命中最热烈的感情都给了我。”

　　两年前，让张大春苦恼的，还有日益增长的腰围。他提到自己前两年每周四五天都在健身房里骑一个小时单车、在跑步机上快走十多公里、游泳两千米，有时还做一点重量训练。“让腰围向二十八岁时收缩，便成了我人生极大的目标。”

　　现在，张大春似乎从坚持到放弃，开始自嘲“肚子虽大，里头都是学问。”

　　对于张大春肚子里的学问，阿城有这么一段回忆，90年代他在台北结识张大春，看到他总是突然问他来的朋友，例如，王安石北宋熙宁某年有某诗，末一句是什么？他的这个朋友善饮，赤脸游目了一下，吟出末句，大春讪讪地笑，说嗯你可以！大春也会被这个朋友反问，答对了，就哈哈大笑；答不出，就说这个不算，再问再问。见到此景，阿城说，“我这个做客人的，早已惊得魂飞魄散。”

　　这样一位明达通觉的写作者，还会坚持什么？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张大春答道，除了奉行每天的阅读和写作，“如果还有什么坚持，不在乎吧。”

　　对话

　　1

　　新京报：你的写作常把古代材料加入现代小说技法，《春灯公子》也有这样的痕迹，你会有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吗？

　　张大春：有时候发现这个说法很奇怪。欧美总是在讲个人，大概从T.S艾略特开始，讲所谓的传统，我认为哈罗德·布鲁姆跟着这个路子在发展他的影响焦虑的论述。有趣的是，西方的作家特别喜欢强调个人，却认为小说或者是诗歌，好像是该跟着老前辈。我们今天的人听这样的论述，好像丝毫不怀疑，试问，所谓影响的焦虑，不是就在说明，越晚出的作者，越是受到庞大的前辈作家影响。那么，个别作者的创造性，跑哪里去了？《影响的焦虑》，我是三十多岁看到的。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前辈影响的焦虑这个概念，或者从某些大的概念上去揣摩，我自己的写作，一点都没有。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挑战某个传统的写作者。

　　2

　　新京报：那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似乎也近在眼前，你怎么看待小说或者小说写作者的未来？

　　张大春：恐怕小说某些所谓的未来、渴望，这些我们对未来的瞻望，肯定不是建立在小说作者、小说传统上，首先要丢开小说，比如今天北韩丢两颗（原子弹）到美国，对不起，五十年没有伟大小说了。不过必须要说的，你如果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揣摩的话，它不但不会消失，也不见得因为某些特定的需求更加蓬勃，也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小说已死，法文里不知道说了多少年，还有说电影已经死了。这种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假问题。这种发问，也不见得是你的问题，是媒体的惯性，很希望从看起来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人那里得到一个简单答案。

　　3

　　新京报：朱天文老师曾说你的“小说没有弱点，如此之找不到弱点，令其得意门生要好沮丧提问何以他小说里都没有一个认真在悲伤的人？”，你自己怎么看？

　　张大春：她（朱天文）所谓的得意门生，是骆以军。当年骆以军上过我不到一年还两年的课，大学学籍制度凑合成了他坐在台下，我坐在台上，都说是师生，我真没有教过。

　　至于没有一个悲伤的人，当然要欢迎对话。因为台湾的小说，有个很著名的电影，我也有参与，《悲情城市》。台湾把自己变成一个悲情城市，你明明小日子过得很好，假装自己很悲伤。大家的悲伤都是装的，你装什么呢，小说里面，那些个认真悲伤的假人。

　　她大概觉得，我的小说，在技术上的打磨，是比较特别的。的确，很多人认为这种打磨包含了炫技。我也很纳闷，你这个技不炫，如何成为一个被认知的技呢？如果炫技不成，最怕的是炫技不成，没有说是怕炫技的。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徐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