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需要格莱美吗？

　　在欧美音乐刚刚进入中国的年代，有着强大的制作推广的资本和渠道，所以无论是品质还是宣传都比本土产品高出许多，自然也有更多人愿意买单。而今天，中国的流行音乐工业已经走过了初期的学习阶段，异化产出很多带有民族和个人色彩的音乐风格，也有着越来越强大的资本背景。所以，格莱美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更多只是技术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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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华语歌迷吸引力下降格莱美也是世界的

　　日前，第60届格莱美颁奖礼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落下帷幕，美国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NARAS）照例颁布了100多个音乐类奖项的获得者。这本是每年如同年夜饭一般的文化盛典，音乐工作者和爱好者必不会错过的一场朋友圈素材大会。

　　但近年来，在中国的音乐市场，对格莱美颁奖这一天的新闻报道垄断地位有冲击力的热点似乎越来越多。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虽不可否认格莱美的行业意义，但文化认同感却远不及一些本土艺术家的动作——比如前几天周杰伦发布的新单曲。从媒体的关注度和朋友圈的大数据来看，格莱美在中国可以说是“暗淡了刀光剑影”。

　　曾有人说格莱美和诺贝尔、奥斯卡一样，是中国文艺界的“酸葡萄”。此类奖项竞争中，中国艺术家和作品难有一席之地。那么中国人对格莱美奖的向往，又是从何而来？答案显而易见却耐人寻味——格莱美代表了现代流行音乐和录音工业的最高水平。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早期的国内流行音乐制作也是以借鉴和模仿欧美为主。在这种同质化的文化背景下，无论是音乐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会认同格莱美的价值。

　　但对于格莱美的评奖者来说，在他们的视角里更希望从中国的作品里看到音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尤其是民族的因素带来的冲击和新鲜感。这也是谭盾的《卧虎藏龙》配乐拿到格莱美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奖，以及萨顶顶的《万物生》曾入围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奖的原因。虽说谭盾的作曲技法和萨顶顶的创作风格也分别不脱出于西方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范畴，但他们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融入了作品，所以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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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熟悉的老面孔”造成审美疲劳 也难撼动行业标杆地位

　　那么大多数的中国音乐消费者们，如果不再一味追捧格莱美晚会上的明星，他们的力量又会在哪里爆发？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答案——消费主义时代的媒体永远会把最大的篇幅和版面留给大众最爱看的。近年来，《歌手》《中国有嘻哈》《中国好声音》等综艺节目带给了歌迷足够养分的流行音乐。在共同话题和共同文化基础的催化下，中国本土流行音乐的市场竞争力已经不输欧美。

　　这一点也与中国的经济实力进步密不可分。在欧美音乐刚刚进入中国的年代，在强大的制作推广的资本和渠道下，无论是品质还是宣传都比本土产品高出许多，自然也有更多人愿意买单。而今天，中国的流行音乐工业已经走过了初期的学习阶段，异化产出很多带有民族和个人色彩的音乐风格，也有着越来越强大的资本背景。所以，格莱美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更多只是技术认可。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不再需要格莱美奖了。如上所说，格莱美始终代表着音乐制作和录音工程的世界最高水平，我们不能因为本土音乐取得了一些进步就不再学习和交流，理智的音乐爱好者也不会因为中国音乐更加喜闻乐见就不去听品质精良的欧美音乐了。

　　比如说去年在中国很有话题性的嘻哈说唱，本就是美国的原生文化，其艺术性也获得了主流价值的接受，在格莱美上往往都是最打眼的几个项目之一。今年获最佳说唱奖的Kendrick Lamar，他表示他也是受到了像Jay-Z等早一辈说唱歌手的影响，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但在中国，嘻哈没有街头文化和黑帮文化的基础，创作上的探索也刚刚起步，虽然不乏与自身文化结合的优秀案例，但在价值导向上还是需要规范和引导。所以在某种层面，格莱美也是一个行业标准的参考。当我们评判一首歌曲的优劣，我们时常还是会以格莱美的评奖标准作为标杆。

　　可是，当我们一次次在格莱美上看到那些“并不熟悉的老面孔”时，也难免会审美疲劳——今年的最大赢家火星哥Bruno Mars，之前已经拿过5座格莱美，Jay-Z今年虽然陪跑了，但之前已经有过21个奖项，74次提名。

　　时至今日，格莱美仍然算是中国音乐工作者眼中的“酸葡萄”，却已经不会因为吃不到而说它酸。而是“我知道你是甜的，虽然吃不到，但我也有我的一口饭”。而对于国内更多的音乐消费者来说，相比于起个大早追格莱美颁奖典礼，他们更愿意选择下班回家躺床上抱着电脑看《歌手》。

　　□陈暮寒（文化产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