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成本社会化宜成我国基本社会政策

　　贤明改革

　　从我国中长期人口可持续发展出发，需要在现有社会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抚养成本的社会化进程，降低家庭抚养成本，尤其是发展型成本。

　　2017年我国人口生育数据显示，我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继续显现，但也面临着一孩生育规模下降的挑战。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1786万的出生人口少了63万。其中二孩数量为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从这个数据测算可以发现，2017年一孩数量明显下降。应当说，这个问题引起了各方关注。

　　从现实情况看，这两年生育二孩，主要受政策放宽的影响。而一孩数量的变化，可以从我国中长期生育基础和生育意愿中探究根源。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衰退，一孩数量的规模下降，有可能会对我国中长期发展带来隐患。尤其是考虑到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快速提高，我国人口结构在中长期内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人口因素是一个慢变量，解决人口问题往往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因此，迫切需要对生育问题做出前瞻性的准备。从多方面看，当务之急是做好抚养成本社会化的相关制度设计，加快推进抚养成本的社会化。

　　从实际调研情况看，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抚养成本。抚养成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生存型成本，或者说是生存型支出。这包括孕产妇怀孕、检测、生育成本以及抚养成本等；另一个是发展型成本或者发展型支出。这包括孩子的教育、医疗成本，甚至包括学区房的间接成本等，即让孩子高质量成长的成本。

　　与过去相比，抚养成本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生存型成本的占比逐步下降，发展型成本占比不断提高，并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的生育决策，也决定了全社会的生育率。

　　应当说，我国过去几年的社会政策有了很大的优化和调整，在抚养成本社会化进程上有了比较大的进展。比如，国家加大了对孕产妇的补助。总的来看，用于生存型的成本总体上社会化了；但与孩子相关的发展型成本，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家庭在承担。比如，由于幼保幼教服务缺乏，有孩子的家庭必须聘请保姆或者请老人照顾。再比如，一些地区的幼儿园学位极其紧张，入园成本足以让一个中等收入家庭感到吃力；更不用说学区房问题了。也就是说，在抚养成本中，与单纯的生存型成本相比，孩子的发展型成本是影响生育意愿更为重要的因素。

　　从各国经验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抚养成本的社会化是一个基本趋势。因此，从我国中长期人口可持续发展出发，需要在现有社会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抚养成本的社会化进程，降低家庭抚养成本，尤其是发展型成本。应当说，这是我国下一步社会政策调整的重点。

　　比如，加快构建社会化的婴儿抚养体系，加快发展0-3岁幼保幼教公共服务机构，解决育龄家庭的后顾之忧；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加大财税政策调整，有效降低家庭承担的抚养成本。比如，尽快按家庭征收个税，使部分抚养成本成为个税的抵扣项目。

　　具体而言，随着家庭生育选择的增多，把家庭孩子数量作为个人所得税减免的因素，按照先征后退的方式实施。

　　客观来看，抚养成本社会化是一个大趋势，需要提前谋划，宜早不宜迟。这也将是我国新时代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重点所在。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