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林：推动公开始终是人大坚持方向

　　1月29日上午，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场发布会上，62岁的刘维林完成了他的公开谢幕——最后一次以大会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发布会。

　　自2002年1月人代会至今的17年时间，刘维林一直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审计风暴”、人口底数、水资源困境……这些经由人大公开的重磅信息，他是亲历者和推动者。这些“人大声音”，也助推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的出台。

　　作为北京任职时间最长、资格最老的发言人，随着市人代会的闭幕，刘维林将正式卸任该职。卸任前夕，他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详解这些年他亲历的人大工作不断公开化、透明化的演进过程。“现在，没人再说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老头子和橡皮图章了。”

　　初次“上岗”准备了一个月

　　新京报：17年前你担任市人大发言人时，北京刚建立发言人制度。还记得最初“上岗”的经过吗？

　　刘维林：我从2001年6月份进入市人大，当时任副秘书长，主管新闻宣传的组织、管理工作，协助常委会领导具体负责人大的新闻宣传。从2002年1月人代会开幕，我就担任大会发言人。可以说，人大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从我做起来的。

　　新京报：大会发言人是怎么确定的，当时明确了职能和作用吗？

　　刘维林：2003年1月，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时，程序上基本明确定型。第一次主席团会议，确定主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分组名单、副秘书长，然后确定大会新闻发言人。大会发言人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大会对外宣传联络，包括新闻发布会主持，以及大会期间重要活动，包括突发情况的应对，还有大会新闻宣传管理服务等。

　　新京报：那时候发言人还是“新职业”，没有经验可循，你是怎么准备的？

　　刘维林：主要是了解怎么当好一个新闻发言人。发言人代表人大，应该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人大工作，对大会各项议程，各方面都要了如指掌，还要和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事实上，大量基础性准备工作在大会前就开始了，比如和各媒体沟通议程安排、程序报道、专题报道等。

　　新京报：你准备了多长时间？

　　刘维林：一个月左右。

　　“几百人开会，要让几千万人知道”

　　新京报：现在每年市人代会举行发布会已是惯例了，这个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刘维林：当年（2002年），应该是人代会第一次开新闻发布会，邀请政府部门负责同志，就一些市里重要工作、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进行发布，接受记者提问。

　　我们当时考虑，怎么把大会情况宣传出去，把“一府两院”的工作宣传出去，就觉得社会关心关注的，应该通过大会直播、新闻发布会、媒体报道等形式宣传发布出去。

　　新京报：这些年发布的议题、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怎样变化？

　　刘维林：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热点。比如当年社会治安是热点问题，交通、就业都是突出问题。现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像医疗卫生、教育、养老、住房等民生议题，这几年基本年年都有。实际上，就是根据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设立发布会主题。

　　数量上，从原来的一两场不断增加，今年是四场，密度很大，除了开闭幕日，几乎每天都有。此外，综合性也越来越强，涉及多个部门。

　　应该说，政府部门对人代会发布会也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部门的一把手参加新闻发布会。很多部门从最初的发怵、顾虑，不知怎么面对媒体，到现在一个比一个能说，侃侃而谈、对答如流。能看出这些年，新闻发布的整体质量和水平都在不断提高。

　　新京报：遇到过尴尬的局面吗？

　　刘维林：也遇到过尴尬的事情，比如有的问题提出后，没有代表现场能回答问题，记者却紧追不放，这时候就需要“解围”，转移话题，告诉记者会下再解答疑问。

　　新京报：会下你还要随时追踪舆论热点？

　　刘维林：及时跟踪新闻报道情况，社会关注情况，及时改进宣传组织工作，都是我们需要做的。这些年，两会成了“新闻盛宴”，也成了一年中老百姓最关心时政的阶段。大会传递出的信息，和老百姓关系越发紧密。几百人开会，让几千万人都知道，甚至是全国都知道，媒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开推动监督，形成良性循环”

　　新京报：大会闭会期间，常委会日常工作的公开也在不断推进。具体包括哪些？

　　刘维林：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一些重要立法、法规表决通过后，我们都要举办新闻发布会。重要法规实施的时候，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也会和政府部门一起开发布会。一些重要监督工作开展情况也会随时发布。每年人代会之前，要向社会发布大会筹备情况。常委会履行职能情况要向社会公开，要接受代表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公开是接受监督最有效的途径，这十几年，人大工作越来越公开、透明。

　　新京报：能否举一个你经历过的，由公开推动社会进步的例子？

　　刘维林：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十多年前，全国人大先刮起来的“审计风暴”，全国人大把审计报告内容如实向社会公开，对一些被审计查处的“乱花钱”部门公开点名曝光，影响力很大。早些年，这些报告中的问题都是不公开的，从那时起越来越公开透明。北京市人大也公开了审计报告，后来公开的还包括预算执行情况、计划执行情况等，这些报告的公开、问题的披露成为了常态，从而起到了对政府的监督作用。

　　新京报：不断公开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刘维林：只有把问题矛盾揭露出来，暴露出来，引起社会正视，才能想方设法去研究解决它，所以才要公开。

　　以人口和水资源问题为例。2010年，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制定前夕，市人大展开了包括常住人口规模等6个大型专题调研。当时北京人口的真实底数是1972万，已经突破了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到2020年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红线，这是市人大专题调研组披露的数据，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市委报告后，由北京日报等媒体如实向社会和盘托出，引起很大震动，并由此得到高度重视。

　　再比如北京的水资源紧缺，已难以维系城市运转，过去不敢向社会披露，怕引起恐慌。这个“警告”也是人大调研后发布的，之后也带动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再生水改造，多方面调水，全社会节水，以及阶梯水价的改革等。密云水库当年只有3亿立方米，现在有20亿了，我们把真实情况向社会公开，引起各方重视，然后积极推动问题解决。这就是公开的力量，公开推动社会进步发展。

　　新京报：这种公开，会不会太“刺激”，是否需要平衡政府部门的承受力？

　　刘维林：人大和政府的自我评价是不一样的，这是人民代表大会性质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是要让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

　　人大需要公开信息，起到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抓政府工作的短板。同时，也要把人大监督和新闻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

　　所以说，推动公开，始终是人大坚持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始终努力做的工作。

　　“没人再说人大是橡皮图章了”

　　新京报：在推动公开的过程中，你本人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

　　刘维林：以前有人说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老头子，后来又有人说，人大工作是由闲到忙，由忙到累，由累到难，人大工作和社会对人大的看法与评价，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识到人大制度，人大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力越来越强。这十几年下来，没人再说人大是橡皮图章了。

　　新京报：17年，你是北京资格最老的发言人了。这些年，你觉得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刘维林：这17年很充实。我在人大从事的一些工作，能得到社会认同，感到很欣慰。比如几年前，由我所在的内务司法委员会牵头起草的《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紧抓不放，督促落实，这几年开始见效，在很多老年人身边，能感受到是个好的开端。

　　新京报：有没有留下遗憾？

　　刘维林：如果说遗憾，就是还有些重要工作没有做实做好。比如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的利益维护方面还有些问题。卸任之后，我作为普通人大代表，还会持续关注，尽我所能去努力。

　　新京报：即将卸任了，你有留恋吗？

　　刘维林：这是我人生中在职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充实、最有成就感的阶段，当然应该是留恋的。我退下来以后，会到社会组织工作，我将延续在人大的工作，继续推进养老事业。我觉得，这个句号是圆满的。

　　新京报首席记者 郭超 温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