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文学：西式大餐里的“土豆”

　　说到爱尔兰，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她与土豆有关联。但是，想想爱尔兰的谚语吧，“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开不得玩笑，一是婚姻，二是土豆。”

　　婚姻开不得玩笑容易理解，因为爱尔兰人信奉天主教，教义规定，只要双方在神的面前宣誓成婚，则终生不可以离婚，分离的唯一可能是其中一方去世。把土豆的重要性与婚姻并列，估计是爱尔兰所特有。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土豆在爱尔兰人的食物比重中占据80%的份额。诗人谢默斯·希尼在那首意义重大的诗歌《挖掘》中写道：“马铃薯发霉的冷味，走在湿泥炭上的嘎扎声……在我的食指与拇指之间，夹着这支粗短的笔，我要用它来挖掘。”这是诗人对写作行为的反思，也是对泥层之下、深埋的爱尔兰灵魂的挖掘。

　　因为历史与政治原因，许多爱尔兰文学作品被读者当作英国文学来欣赏，比如来自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作家——斯威夫特、谢里丹、王尔德、萧伯纳、贝克特、乔伊斯、叶芝，等等。细想就会发现，一旦少了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作家，那么，英国文学的风采将锐减。

　　没有众多的爱尔兰剧作家，英国的戏剧可能只会停留在莎剧的辉煌里；没有乔伊斯，意识流小说又要到哪里去溯源？打个比方，爱尔兰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就如同西餐中的土豆——营养丰富、不可缺少，但不张扬。

　　唯美与现实：现代戏剧的爱尔兰之光

　　先从戏剧说起。爱尔兰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深爱戏剧的国度，爱尔兰人世代消遣的方式之一就是编写诙谐幽默的喜剧。爱尔兰人以睿智见长，范例可见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那种犀利而又平易近人的讽刺风格。他在1729年创作的小册子《一个使爱尔兰的穷孩子不致成为他们父母的负担的温和建议》，用“反语”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公平、全面而可行的建议”，对残酷剥削爱尔兰人民的英国统治者，提出了有力控诉。这也成就了一个文学批评术语——乔纳森·斯威夫特风格。

　　童年在都柏林文法学校接受教育的英国戏剧大家理查德·谢里丹（1751-1816），就深受斯威夫特风格的影响。根据笔者手上1883年版《谢里丹戏剧集》的前言介绍，谢里丹的祖父是爱尔兰的一位教师，同时也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密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文字游戏。谢里丹的父亲也曾撰写文章介绍斯威夫特的生平轶事。谢里丹的风俗喜剧《造谣学校》如同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用犀利的手笔暗讽英国上层社会的无知浅薄、懒散腐败，表达了民众对权利平等的渴望，人物刻画极为生动。

　　18世纪的英国剧坛有来自爱尔兰的谢里丹；19世纪，有来自爱尔兰的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和萧伯纳（1856-1950）。王尔德被现代人所熟知，是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真正为王尔德赢得声誉的是他的戏剧作品，比如《莎乐美》《认真的重要性》和《理想丈夫》等等。当时的伦敦，会出现不同的剧场同时上演着王尔德不同戏剧作品的盛况。他的一些戏剧，被称为是自谢里丹的《造谣学校》以来最优秀的喜剧作品。

　　作为一位在17岁就获得都柏林三一学院奖学金，20岁获得牛津大学全额文学奖学金的高材生，王尔德本可以成为文学领域、特别是剧本创作界众人仰望和追捧的艺术家。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走完这样的人生。他在生活中的特立独行、着装上的放浪不羁，加之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些与当时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径导致他备受世俗的谴责。1895年，他因为同性恋行为被判入狱。两年后出狱的王尔德被迫迁往巴黎，在那里贫病交加、孤立无援，46岁英年早逝。他曾说，“我那么挚爱的生活，像猛虎把我撕得粉碎。”

　　每每想到此句，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的《夜莺与玫瑰》：在寒冷而寂寥的月夜，夜莺将胸紧紧抵住玫瑰树的尖刺，让自己鲜红的心血慢慢流入玫瑰树干枯的茎脉，为的就是给一位需要用玫瑰向女友示爱的大学生一朵鲜艳的玫瑰。最后，夜莺死了，象征着爱的玫瑰被扔到大街上，被车轮碾过……这个故事也象征着王尔德所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与现实的矛盾。唯美主义认为艺术是纯粹的，不该带有任何功利色彩，艺术不应该屈服于时代或市场,艺术家的个性不应该受到压抑，也不应受道德的约束。

　　剧作家萧伯纳深受易卜生戏剧和英国戏剧家威廉·阿切尔发起的“新戏剧运动”的影响，他所创作的话剧探讨的不是上层社会贵族先生、太太的唯美问题，而是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1891年，他发表了关于易卜生戏剧创作的重要评论文集《易卜生主义的精华》,并于次年正式开始进行剧本创作，一生创作了包括《华伦夫人的职业》在内的50多部剧本。他的创作，以及他所推介的易卜生等人的现实主义题材戏剧，着实改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戏剧表演的内容，成功地让话剧取代诗剧，也扭转了英国戏剧日趋颓废的趋势。

　　因为在爱尔兰的童年生活受到一位音乐家的影响，萧伯纳有着良好的音乐素养。他醉心于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融入戏剧创作，用华丽的音乐形式阐发复杂而深刻的人生哲理。爱因斯坦曾说，萧伯纳剧本里的每个字都像莫扎特音乐里的一个音符，灵动而富有乐感。萧伯纳通过现实主义题材的戏剧创作，来进行带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社会批判。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戏剧界的革新家，掀开了英国戏剧史的新篇章，为英国现实主义、平民化戏剧创作铺平了道路。

　　传统与荒诞：爱尔兰新戏剧运动

　　同一时期，爱尔兰本土也有着一些从事戏剧创作的匠人，他们发起爱尔兰新戏剧运动，大本营是都柏林的阿贝剧院（Abbey Theatre），又名爱尔兰国家剧院。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叶芝(1865-1939)，被艾略特称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他也是该剧院的创建者之一。他的《统一的爱尔兰性》《凯尔特曙光》《凯瑟琳伯爵小姐》等作品，鼓舞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本人也成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他不仅自己创作了26部剧本，也致力于发现和扶持新的爱尔兰剧作家，比如辛格(1871-1909)和奥凯西(1880-1964)。

　　在阿贝剧院上演的戏剧与伦敦剧院常见的传统戏剧不同，那里的剧中人物所采用的不是谢里丹剧本里那种伦敦上层社会所讲的英语，而是平民化的爱尔兰方言，并侧重发掘爱尔兰题材，比如奥凯西的戏剧主要关注都柏林的贫民区，辛格的戏剧则善于表现爱尔兰的农村生活。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诗人谢默斯·希尼（1939-2013），不喜欢描写工业社会中的城市，而是用朴素、但不落俗套的语言描画普通农村景物和坚忍的劳动者，比如，他笔下关于“玛丽姨妈在农场里烤面包”的诗歌，寥寥几行，就将农妇的劳作场景活脱脱地展现给读者，他对英语文学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译成现代英语。希尼生前是英国伦敦爱尔兰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去世后，继任会长的伯纳德·奥多诺格也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著名诗人兼学者。

　　回到戏剧主题，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的戏剧也具有平民化、随意性、场景碎片化的特点。正如马丁·艾思林在《荒诞派戏剧》中所指出的，其实荒诞派戏剧是向着更古老的传统回归，荒诞派非语言等艺术手法的表达与爱尔兰古代滑稽剧密切相关。贝克特在爱尔兰的成长经历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戏剧创作。从大环境看，他所经历的爱尔兰是凯尔特文明衰落、英国殖民文化大规模涌入，天主教、新教、独立组织与各种起义交织的国度。我们只有想象10岁的贝克特在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期间，被父亲领着目睹都柏林的大火，看一个城市的繁华如何在一夜间化为灰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喜剧里那种荒凉感和个体的渺小无助感。

　　1953年和1954年，贝克特《等待戈多》先后在巴黎与伦敦首演。剧本中两个流浪汉从开始就在一棵枯树下等待戈多。尽管“他并没有说一定要来”，但是他们“必须等待”。这种抽象极简的风格开启了“荒诞派戏剧”之河，英国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1930-2008）深受贝克特的影响。品特的剧本也用极简的对话，以及光秃秃的场景展示现代社会里人们的惨淡生活。对于贝克特的影响，品特曾经说，贝克特推销什么，他都会愿意收购，因为“他催生了美的事物”。

　　爱尔兰的戏剧影响着世界，当下活跃在伦敦、百老汇和好莱坞戏剧舞台上的人，仍有很多来自爱尔兰。

　　乔伊斯、贝克特、奥布莱恩：爱尔兰文学“三剑客”

　　2005年布克奖得主、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曾做过这样的分类：“今天的爱尔兰作家分两派，要么是乔伊斯派的，要么就是贝克特派的。乔伊斯总是想方设法把世界填得满满的，而贝克特刚好相反，总是给世界留空，等人们思考‘怎么办’。”

　　谈及爱尔兰作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来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是不可回避的人物。他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不仅开创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也深入地刻画了都柏林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乏味。该书不论是在结构还是语言上都作了大胆创新，使其成为世界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都柏林人》，同样描述了这座爱尔兰城市中卑微者生活的磨难与困苦。小说集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已经够让人感触，而这些故事又汇成生活在一个区域的一群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们如同《等待戈多》中的人物一样，悲哀无奈地生活着、等待着，但是读者能感受到他们在迷茫之中，充满着期待。

　　乔伊斯作为爱尔兰文学界的巨匠，受到其他爱尔兰作家的敬重。比如当他在完成《芬尼根的守灵夜》过程中，因为各种家庭事务缠身，加之眼疾困扰，写作速度下降，于是他的仰慕者，包括贝克特都出力帮助他渡过难关。当这部作品出版后被批评，贝克特又马上撰写文章声援这本新书。贝克特在法国结识乔伊斯之后，既成了他的助手，又是他的忘年交。贝克特戏剧中将生活场景碎片化的表现方式，以及对人类困惑、焦虑与孤独的富含哲学思考的抽象表述，与乔伊斯的意识流表述方法异曲同工。但是，贝克特本人也许意识到，在小说创作方面，他将永远处于乔伊斯的阴影之下，所以尽管他的小说创作卓有成就，但还是在戏剧创作领域多加尝试，并开拓出一片天地。这样一来，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小说领域有了乔伊斯，戏剧领域有了贝克特。

　　部分由于爱尔兰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部分由于爱尔兰作家多是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异地打拼，许多爱尔兰作家有很强的群体认同感，拒绝被异质文化同化。当时，也有一些爱尔兰作家会固守家园，从未到伦敦或巴黎生活过，比如威廉·卡尔顿(1794-1864)。他一直以爱尔兰的乡村生活为描述重点，笔下有各种类型的农民人物形象，凸显了爱尔兰农民的苦难生活。叶芝将威廉·卡尔顿称为“爱尔兰最伟大的小说家”。

　　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乔伊斯也努力提携爱尔兰的本土作家，比如对弗兰·奥布莱恩（1911-1966）的作品，乔伊斯一直大力推介。奥布莱恩的《双鸟游水》和《第三个警察》，以荒诞、幽默、戏讽的黑喜剧为特色，曾被媒体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小说之列。可惜的是，这位作家因为父亲早逝，过早地担起了照顾众多兄弟姐妹和母亲妻儿的重任，生活的艰辛加上酗酒，他在54岁就死于酒精中毒及癌症。尽管他的作品没有乔伊斯和贝克特那么多，但是仍对狄兰·托马斯、约翰·厄普代克、威廉·特雷弗、库尔特·冯内古特、伊什梅尔·里德等作家产生深远影响。文学研究者将其与乔伊斯、贝克特合称为“爱尔兰文学三剑客”。

　　路易斯VS向达伦：奇幻文学的守望者

　　爱尔兰作家不仅在戏剧与小说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夸张、怪诞的风格在奇幻文学(fantasy)界的作用也尤为明显。比如，叶芝不仅是诗人和剧作家，也是众所周知的神秘主义者，他甚至创建过“都柏林秘术兄弟会”。尽管他的神秘主义观点被一些人诟病，但是，不能否认爱尔兰的神话与民间传说对其影响很大，他不仅收集和出版相关作品，还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着力展现。“吸血鬼小说”的鼻祖——布拉姆·斯托克，也是来自都柏林的奇幻文学作家，他是《德拉库拉》的作者，恐怖小说界的一个著名奖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斯蒂芬·金在内的很多作家，都会以获得布拉姆·斯托克奖为荣。

　　奇幻文学界还有一位来自爱尔兰的作家——C.S.路易斯(1898-1963），尽管他在英国牛津生活了大半个世纪，但是他的童年在爱尔兰度过。在那里，他阅读过的书籍，大人给他讲述的爱尔兰的民间故事、北欧神话传说，那些小妖精、食人魔、巨人怪，都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深处。以至于后来经历了失母创伤、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战争中的血肉横飞之后，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融入了奇幻文学之中，代表作是《纳尼亚传奇》系列。该系列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发行量超过1亿册，吸引了不同国家几代的读者。不止是儿童，成年人也折服于作品中想象的魔力。

　　在那个缤纷多彩的想象空间里，一方面，人是不用长大的，仍然可以做许许多多现实生活中自己不敢做的事情；另一方面，颠倒轮回的因果关联，又影射着成人世界的林林总总。读过之后，读者既感受了心惊肉跳，又可以掩卷安慰自己，没事儿，这不是真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大概是让奇幻文学可以在文学领域一枝独秀、经久不衰的原因。从《指环王》到《哈利·波特》，从《暮光之城》到《向达伦大冒险》，每出来一个奇幻系列，总会迷倒成千上万的大人和孩子。

　　当代奇幻文学界，还有一位生活轨迹与C.S.路易斯相反的爱尔兰作家——向达伦（Darren Shan 1972-）。他出生于英国伦敦，六岁时随父母移民爱尔兰，自我归类为爱尔兰作家。他的笔名出自其重要传奇系列——《向达伦大冒险》（The Saga of Darren Shan）。该系列由12本书构成，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向达伦的小男孩成为半吸血鬼的故事。读它好似看到哈利·波特到了暮光之城，里面有吸血鬼、血腥的杀戮，还有令人心痛的好友反目成仇。但是比较而言，他的作品有更深邃的伦理意识，比如它的结尾总会落在人性深处的淳朴与担当。其实这一系列与《纳尼亚传奇》一样，带有明显的北欧文化特色和爱尔兰民间传说的痕迹，读着像维京海盗，甚至贝奥武夫故事的延续。

　　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余，向达伦对读者提问的回答也非常坦诚和励志。比如当他被问及，如果拥有超能力，他会怎样做？他坦诚地说，“超能力这种捷径会降低一个人的成就感。因为任何生活的目标都应该通过努力、奉献和专注来实现，那样才有意义。”他本人也一直笔耕不辍，至今为止，已经出版40多部奇幻小说，包括恶魔系列（the Demonata），僵尸系列(Zom-B),城市系列(the City Trilogy)等，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量超过2500万册。

　　总之，爱尔兰特有的历史与文化，造就了一群独特的爱尔兰艺术家。他们一方面保留着荒诞、幽默、诙谐的风格，另一方面从未放弃自身的社会担当，努力用文字探寻生活中的奇迹。爱尔兰文学就像爱尔兰的土豆和音乐一样——低调而优雅地为世界文学做出重要贡献。

　　□王敬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