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奥布莱恩 被耽误的爱尔兰小说怪杰

　　弗兰·奥布莱恩就没有乔伊斯那么幸运。他的父亲是一名盖尔语联盟的教师，从小就要求奥布莱恩在家中说爱尔兰语，禁止使用英文。在大学期间，他也写了论文《爱尔兰诗歌中的大自然》，研究古代凯尔特神话。这篇论文是写在粉红色的纸上的——这似乎是他的特殊喜好，因为他之后的小说《双鸟泳河》也用粉红色纸张写成。1938年，他带着这本小说到了出版社，却遭到无情拒绝，后来出版社书库被炸毁，更是直接毁掉了这本小说的销量。直到去世之前，奥布莱恩都没能看到自己的小说获得读者认可。

　　1966年，命运和他开了最后一个玩笑，让他在愚人节的凌晨死去，那时候，他的身份不过是讽刺专栏作者、穷人、酗酒的醉鬼。直到21世纪，他才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与乔伊斯、贝克特并列的爱尔兰作家。今天，我们重读这位作家的小说，能在其中看到黑色的喜剧精神和独特的现代式写作技巧。

　　湮没的无冕之王

　　奥布莱恩的写作，是被技术“引诱”后的幻想炸裂，他在后脑勺长了一双窥伺存在，解释命运的眼睛。然而，这位作家不太走运，如果不是因为众大师纷纷站台，一致赞誉，他可能被埋没更久。1938年，他的首部小说《双鸟泳河》自荐给出版社，撞上了特约审稿人——格雷厄姆·格林。“这书读得我激动不已，那种妙趣和快意，比在舞台上砸瓷器还过瘾”。这位伟大发现者精准预见了奥布莱恩日后的创作趋向：惊人的破坏欲、快感和谐趣。乔伊斯也不吝溢美，称他是了不起的作家，有“真正的喜剧精神”。

　　这并非偶然，乔伊斯大概在作品里辩识出了自己的行文腔调。事实上，奥布莱恩言辞的调性，确实学了乔伊斯几手。直到后来，他与乔伊斯、贝克特一起，被誉为“爱尔兰现代文学三杰”。只不过，比起其他两位，奥布莱恩显得尴尬局促，声名不震。赞誉大多来自身后名，像无冕之王，无关紧要。

　　1911年，奥布莱恩生于北爱尔兰，原名布莱恩·奥诺兰。他的前半生顺风得意，考入爱尔兰最高学府都柏林大学，主修语言文学，可谓“科班出身”的作家。毕业后，入职都柏林地方事务部，开始公务员生涯。后半生却诸事不顺：小说退稿、丢了公职、遇上车祸腿部伤残。这些境遇虽有偶然，但不乏作家风格所致。这就是一股轴劲儿，绝不跟编辑妥协。《第三个警察》坚持暗黑喜剧荒诞感、奇谈怪论神逻辑，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极致。不考虑接受的作品，往往超越时代；固执己见的作家，常常形塑风格。

　　孤绝是陡崖后的无路可走。小说无法出版，让他不得已转向专栏写作。口无遮拦的毒舌、揶揄和挖苦，很可能源于小说遇冷的怨气。这也印证了幽默讽刺作家的本质属性。即使用笔名在自己的园地里针砭时弊，也难免犯了公职人员保持中立的禁忌。最后，专栏关停不说，还丢了公务员美差，恶疾交加，过早抱憾离世。有理由相信，奥布莱恩的能量，本可创作更多小说经典，哪怕是不求发表的“抽屉式写作”

　　在死亡面前，你就像个喜剧演员

　　《第三个警察》直到作家去世一年后才出版，这本身是个悲伤的玩笑，却反倒像他作品的基调。喜剧总掺杂意义虚无的怪诞感。这部小说开篇很传统，大概所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都这么写。叙事者“我”父母早亡，家中农田和酒馆托付给迪夫尼这个“老滑头”。“我”很早就沉迷科学怪才德塞尔比的理论，成了一个狂热研究者，写出了长篇论著，却没钱出版。迪夫尼心怀鬼胎，表面热心经营酒馆，意在榨干家财。为了娶妻，他怂恿“我”一起谋财害命，打劫干掉了乡间独居的“怪老头”马瑟斯。

　　故事写到这里，都很明晰简阔。很容易让人想起《邮差总按两遍铃》，拜厄特小说里痴迷昆虫学的主人公也大抵如此。然而，写实叙事的质感终结突转了，小说开始了不受控的后现代写作。这个卡口，就是迪夫尼设计让“我”独自进老宅，翻找藏钱的匣子，而“我”遭遇了马瑟斯的鬼魂。起初，你会以为奥布莱恩启用了魔法幻术。你相信“我”不过是幻境穿越，被梦魇所迷。因为“我”的灵魂脱了壳，还与“我”对话，进一步确证了肉体的实存。直到结尾，你才知道被作家从头涮到尾。

　　这其实就是“一个被诅咒死鬼的地狱游历”——结实的幽灵叙事。“我”这个凶手，早就被同伙迪夫尼设计炸死了，那个匣子其实是地雷。没有意识到死亡，还要靠同伙来告知，这真是高级的喜剧。当“我”撞了马瑟斯的鬼魂，却不知道自己也是死鬼，这是更透顶的反讽。他的戏仿很隐晦，依稀可以辨认一个《神曲》的游历母题。但丁迷失在“人生中途”的森林里，被维吉尔和恋人引领游历。“我”被马瑟斯鬼魂直接摄入地狱，转入没有宽度、厚度的诡异警局，在两个警察领路下目击了“永恒空间”，逃离了第三个警察设在隔墙里的“袖珍警局”。

　　这三种“异在空间”人为造成了套嵌的层次感，就像警官麦克鲁斯金的“套匣”表演，形成巧妙的互文。奥布莱恩的戏仿有不可小觑的破坏性，摧毁了原有的线性逻辑。这是对死亡、存在和时空的暴力颠覆。要知道找到地狱入口，是需要运气的；进入还能出来，上去还能下来，真把天堂当成了“夜总会的电梯”。小说里这个比喻不是简单的俏皮话。在但丁那里，地狱的本质是“你不能死两回”，奥布莱恩让“我”这个死鬼再次面临“绞刑架”处决，目的是预示“死后的死亡”。

　　面对死亡，思考存在，你最好像个喜剧演员。小说里的怪论狂轰滥炸，超越了人类理解限度。比如人出生时会穿着“风的颜色”的长袍，每年要叠加一件，当最后颜色变成黑色，死期就到。镜子反射的你永远是“上一刻的你”，那么用无数镜子折射，就可以无限逆推你的过去。

　　疯狂的“解释学”

　　如果把作家分类，我愿意分为描述型和阐释型两种。后现代作家的一个通病往往是描述世界的荒诞、绝望，抱着文本游戏的心态，庆祝无意义，沉溺于虚无。奥布莱恩了不起的地方是，他用癫狂阐释着世界和人生，给非理性配置了精密的逻辑推理。换言之，作家在看似闹剧的谐趣里是有哲学构建的。小说里有很多疑点，都是线索。那个粗糙潦草，没有厚度与宽度的警局，就像对后现代主义丧失内在性、深度性的嘲讽，对观念化符号世界的恐惧。两三个警察依靠数据指标，杠杆就能操控社会，就像对微分权力渗入生活日常的隐喻。

　　更滑稽的是，那个信奉原子论的警长，看透了“自行车人”的危险。人们长期使用自行车，自行车和人的原子会发生“互置”，结果是人逐渐物化，车子变得会调情，还能自己“跑路”。作家象征着异化的完全形态，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完全压倒了情感伦理。每一种乖谬背后都有一个精致的理性内核，你还不能辩驳，简直不可理喻。这或许就是荒诞绝望的根源。奥布莱恩发现了这种共性表现，在我看来就是“决定论”的循环。这种循环绝非尼采的永恒轮回，而是一种“被决定”的“无差异的重复”。

　　奥布莱恩也找到了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治外法则，可以轻易让所有条件全部作废，打回解释的原点上。“不管听到什么，都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考虑”，这一条就是警察绞死“我”的理由；“我”因为没有名字，所以不存在，看似可以免受惩罚。但这也意味，即使处死“我”，也可以当做没发生过。“在死人的世界里——被诅咒的世界级——任何规律和法则（即便是万有引力定律）都不再有效，所以创作中也就能随便插个嘴、说个笑话”。“我”的灵魂就是这样一个插话者，作家其实把心灵独白伪装成了复调对话。当灵魂“乔”要退场时，整个喜剧都变得忧伤了。“我”最终吓死了罪恶之源迪夫尼，把他一块儿拽到地狱。同样的路，警局和警察，两次找到地狱入口，证明怪诞世界就是环行重复。奥布莱恩把小说变成了“模拟器”。

　　□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