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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闪耀 爱尔兰文学缩影

2018年02月0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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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巴特勒·叶芝
弗兰克·奥康纳
约翰·班维尔
科尔姆·托宾
谢默斯·希尼
克莱尔·吉根
安·恩莱特
威廉·特雷弗
艾丽丝·默多克
塞缪尔·贝克特

  自19世纪末叶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之后,爱尔兰文学有了自身的独立与完整。古老的史诗、神秘主义、浓稠而混乱的现代主义风格和柔软的散文语句一时成了爱尔兰小说的特点。但一个国家文学的民族性终究难用某一种类型来概括,现代主义之后,个人性渐渐取胜于民族性,尽管谢默思·希尼依然在延续着“后叶芝时代”的诗学传统,科尔姆·托宾在小城恩尼斯科西创造所有的故事,现代的写作者们还是更加重视个人的风格。即使在作品中蕴含着某种宏大的主题,对城市性和人性的思考也已经超越了爱尔兰民族性的欲求。在这个时代,想要去囊括每个作家是困难的,但在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作家笔下,我们仍可以窥见爱尔兰作家的独特魅力。

  《凯尔特的曙光》

  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

  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叶芝,就没有如今的爱尔兰。他强调文艺作品要取材于自己国家、民族和生活的理念,以及他领导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实际行动,都让当时的爱尔兰显出自身的独特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诗歌对整个爱尔兰民族越发重要,正如他说的,诗歌的作用在五十年之后。

  1865年6月13日,叶芝生于都柏林一个画家家庭。热爱文艺的父亲常引导他阅读英国古典文学,又从母亲那里受到爱尔兰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熏陶,因此叶芝很早便确立了一生志向:当一个大诗人。1988年,叶芝在伦敦遇到文学明星王尔德,后者告诉他,不仅要写诗,重要的是活得像个诗人。从此,叶芝开始了诗人生活,终其一生。

  1889年1月30日,对叶芝来说是个极重要的日子。那一天,在伦敦贝德福德公园街的住处,叶芝遇到演员茅德·冈,一见倾心,爱尔兰著名的单恋故事就此开始,叶芝为她写的情诗也成为二十世纪情诗中最美的一册。

  茅德·冈是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叶芝因对她的痴迷而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这深刻影响着他诗歌风格的演变。早期,叶芝受浪漫主义影响,在诗歌中追求一种“多愁善感的美”,有逃避现实的倾向。1904年,叶芝和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约翰·辛格创办了阿贝剧院,上演关于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由此,他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大大加强,这时,他从后期浪漫主义走向了现代主义。

  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复活节起义等重大事件接连发生,叶芝诗歌的维度也更加广阔和纵深。1923年,“由于他那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永远富有灵感的诗”,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晚年,叶芝创作的活力惊人,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将诗歌返璞归真,达到更高的境界。

  1939年1月18日,度假期间的叶芝因心脏病死于法国小城开普马丁。一天后,乔伊斯送来唯一的花圈。

  《我的恋母情结》

  弗兰克·奥康纳(1903-1966)

  20世纪40年代,爱尔兰作家开始了一场逃离运动。偏激的保守主义氛围先是逼迫乔伊斯、贝克特等人离开都柏林,后来萧伯纳也逃离了这个国家。生于爱尔兰南部城市科克的弗兰克·奥康纳本来对故土怀有浓厚的感情,但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爱尔兰这片土地变得又爱又恨。

  1918年,15岁的奥康纳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但他的激情在丑陋的现实面前变得粉碎。五年后,他在一次战争中被俘虏,战俘营的见闻让他看到了政治的丑恶。这段经历也是短篇小说《国家来客》的素材,在这篇小说中,两个被俘的英军士兵和两个爱尔兰士兵成为了朋友,结果有一天消息传来,英国士兵枪决了四个爱尔兰俘虏,作为还击,军队要求把两个英国士兵处死。写作这个故事时,奥康纳把伊萨克·巴别尔视为自己的老师,用他的叙事风格揭露战争的丑恶。

  奥康纳短篇小说的折射面极为广阔,题材不同,却都刺向每个读者最真实的内心。他是个极有胆略的作家,敢于将可能让读者受创的题材运用到小说中,如《我的恋母情结》。他还有针对爱尔兰天主教会、政治、新闻审查制度等题材的抨击小说,这让奥康纳的作品一度在爱尔兰遭禁。直到后来政治氛围缓和,他才被读者重新接受。2000年,爱尔兰特别设立了“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现代的许多杰出小说家如村上春树、罗恩·拉什、裘帕·拉希莉都曾荣获这一短篇小说界的至高奖项。

  《等待戈多》

  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

  叶芝和乔伊斯两位巨匠仅有过一面之缘,乔伊斯与贝克特的交集则长达13年。

  1927年,贝克特作为交换讲师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当英语教师,第二年,经朋友介绍与乔伊斯相识。那时,乔伊斯正着手创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贝克特为他整理书稿、记录口述,对乔伊斯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正是受到乔伊斯的影响,1932年,贝克特决定放弃教学工作,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前期的创作道路并不顺利。也许是乔伊斯文学的力量过于强大,加上两人都是都柏林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贝克特的前期小说无论是主题还是技巧,都和《都柏林人》类似,那时的贝克特可以说就是一个“小乔伊斯”。但随着生活和创作经历的推进,贝克特感到乔伊斯成了束缚。于是,他开始努力摆脱乔伊斯的影响,他曾说,“我发誓要克服詹姆斯·乔伊斯对我的影响”。但在作品的“实验性”上,贝克特一直遵从乔伊斯的主张。

  为了找到自己的写作风格,1946年,贝克特放弃英语,用更简洁、优雅的法语写出小说《米歇尔与卡米尔》。《等待戈多》上演后,贝克特把创作重心移到戏剧创作上,成为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1969年,因“以一种新的小说与戏剧的形式,以崇高的艺术表现人类的苦恼”,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独角兽》

  艾丽丝·默多克(1919-1999)

  艾丽斯·默多克1919年生于都柏林,但幼时就迁居伦敦,后来在剑桥和牛津大学研读哲学。爱尔兰共和军的经历也让默多克对“爱尔兰”这个议题没有太多兴趣,所以她的作品中有更多欧陆气质。默多克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她对康德、萨特、维特根斯坦等人都有所批评,小说中也体现着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的哲学观。就像在《黑王子》中,她把主人公布拉德利放在一个极为严峻的情境中去考验人性的自我。罪恶、自由、责任、自我,在绝望的情境中,默多克的哲学思考层层推进,与精妙编织的文本融为一体,主人公的自我选择不断叩击读者的自省。默多克通过主人公的行动完成了对“善的自我”的阐释。这是坚持“性恶论”的默多克在文学中雕刻的哲学理想,她认为“善”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语,必须抛掷在特定的情境中,通过人物的行为去证实。

  意蕴深厚的小说让默多克被誉为“最聪明的女作家”,她的另一部小说《大海,大海》也荣获了1978年的布克奖。1997年,默多克被确诊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两年后在牛津去世。

  《出轨》

  威廉·特雷弗(1928-2016)

  特雷弗的一生和他的小说一样“平淡无奇”。1928年,特雷弗生于爱尔兰科克郡的米德尔顿镇,小时候因钟爱惊悚小说而想成为作家,但在学生时代,他没写过任何东西。大学毕业后,特雷弗做过教师、雕塑师、广告文案写作者等,直到1964年小说《老男孩》出版,获得成功,并被改编成电视剧和广播剧,他才开始专心写作。尽管写过的长篇小说多达29部,但他往往被看作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有“爱尔兰的契诃夫”之称,也是在《纽约客》发表小说最多的作家。

  1954年,特雷弗和妻子离开爱尔兰定居伦敦,但他说,“我的骨子里永远都是爱尔兰人”。这在他的小说中有着明确表现。他的小说大都以爱尔兰为背景,写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牧师、酒鬼、少女等等。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特雷弗说,“我不喜欢英雄”。他想写的,就是那些“小人物”,生活平淡却无比真实。

  《人之链》

  谢默斯·希尼(1939-2013)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希尼都很像是叶芝的继承者。对希尼而言,声音是破解世界神秘性的裂口,通过听觉的想象,不可知世界的诸多元素都在诗歌中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一裂口涌现的,除了诗歌本身的形式外,还有希尼诗歌内蕴含的情感与关怀。

  与其他诗人最大的不同是,希尼会将政治话题作为诗歌的轴心。就像叶芝经历“大饥荒时代”一样,希尼也经历了北爱尔兰的宗教冲突与暴力事件,他要面对的是更严峻的现实问题。希尼在《爱尔兰诗人与英国》一文中写到,他时常感到自己面临着与“英国”这个词语的对峙,“如果我的联合派读者没有被一再提醒到这一点,则我就是犯了不止是躲躲闪闪之罪”。但在关于民族性的反思背后,希尼的眼睛所看到的依然是诗歌中心的灵魂。2010年,在最后一本诗集《人之链》中,希尼留下了一个人与人拉起手来的意象。这是一个诗人留给世界的最后温柔。

  《海》

  约翰·班维尔(1945-)

  约翰·班维尔生于爱尔兰的威克斯福,小说《海》于2005年获得英国布克奖。班维尔的小说都比较难读——这倒并非因为他使用了炫技的文学手法或晦涩的主题,而是因为班维尔小说的叙事节奏极为缓慢,而且没有定格,每一页都仿佛一幅正在创作的油画,读者必须每时每刻都睁大双眼,注意笔触的每一个走向,才有可能读懂画框内描绘的事物。班维尔曾经说过,自己的小说是流动的,“事实上想象在不断地挑选场景的碎片并精心地将它们植入我们所谓的‘眼见为实’中……”。

  这种绘画般的散文语言在班维尔的三部曲小说中得到了诠释。在《框架三部曲》中,班维尔化身为艺术评论家,讲述弗雷迪·蒙哥马利的故事。蒙哥马利是个在生活中找不到在场感的人,只能在油画肖像的凝视中体会到生命的接触,为了得到一幅油画,蒙哥马利进入了朋友的家并杀害了在场的女仆,在第一部《证词》中,他进行了非辩护的自白,他并不否认自己的罪行,但他想让人们知道“恶”这个简单词语背后的庞大世界。这正是班维尔那精美语言的实质:面对世界,单个的词语总是贫乏的,必须要用句子去解释,同时句子又不断扩张成流动的、板块似的篇章。

  《空荡荡的家》

  科尔姆·托宾(1955-)

  托宾出生于爱尔兰的小镇恩尼斯科西,这里既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所有小说离不开的地点,无论是《诺拉·韦伯斯特》还是《布鲁克林》。空巢似的家庭,同性恋爱的痛苦以及冷淡的生活处境都是托宾经常描写的主题,这可能与他童年的沉默有关,据说托宾小时候就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直到9岁才打破了言语的隔阂。

  2011年,托宾接替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成为曼彻斯特大学的创意写作教授,但他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关于小说,托宾坚持“结局的到来非常重要,就像哄孩子入睡一样”的观点,让故事在忧郁的叙事节奏中慢慢走向高潮——这与他粗犷高大的外形大相径庭。他极为反对现代小说家的叙事技巧,在2017年的文学节上,他公开表达了这一观点,认为现代写作者应该学习像简·奥斯汀那样去塑造层次感深厚的人物,而不是用“闪回”的技巧来补充故事、迷惑读者。

  因为小说充满对现代困境的关注,托宾的小说经常被改编成话剧和电影。此外,作为一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作家,托宾也极力推动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进程,为男同性恋这一群体争取尊严与独立。

  《宴会》

  安·恩莱特(1962-)

  2017年剑桥指南在爱尔兰诗人方面只收录了4位女诗人,一时激起了文艺界不满,一些女性人士纷纷写信抗议,在抗议人士中,安·恩莱特无疑是名气最大的一个。

  安·恩莱特一直对女权问题比较关注,如果说默多克关注的是哲学层面的自我突破,恩莱特关注的则是实际的现实问题。她的代表作《聚会》营造了一个人口众多、却孤独无比的家庭,通过家人们的悲伤故事来表现身处现实的无力。对此,恩莱特说,“当读者拿起一本书时,可能想要读到轻松愉快的文字,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拿起我的书来……我的书和好莱坞催泪大片没什么两样。”她的早期作品《便携式处女》还曾被评论界拿来与弗兰·奥布莱恩进行比较。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

  克莱尔·吉根(1968-)

  1968年,吉根出生于爱尔兰威克洛郡的乡村。17岁时,她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洛约拉大学求学,并在此期间阅读了威廉·福克纳、弗兰纳里·奥康纳、尤多拉·韦尔蒂等美国南方经典作家的作品,对其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9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极》出版,获得好评。但直到2007年,第二部集子《走在蓝色的田野上》才出版。吉根写得很慢,她说,她并不想用小说获得利益或“出风头”,只是想找到好的语言去写故事。

  尽管迄今为止吉根只出过上面提到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一部中篇小说《寄养》,却已经有了“短篇小说女王”的称号。和同乡前辈特雷弗一样,她的小说主要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比特雷弗的小说更有冲突性和戏剧性。其笔调冷峻,结尾往往沉郁,对此,吉根说,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对每个人来说,生活都是艰苦的。

  B06-B07版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进 宫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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