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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

2018年02月0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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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著名历史学家,以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著有《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思虑20世纪》等。
《事实改变之后》
作者:(美)托尼·朱特
编者:(美)珍妮弗·霍曼斯
译者:陶小路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月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
作者:(美)托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
译者:苏光恩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2月
托尼·朱特的个人传记,一部精心打磨的思想对谈。朱特和斯奈德带我们重访被遗忘的观念,仔细检视时髦思潮,共同呈现一部20世纪思想史。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相较于托尼·朱特的思想传记《思虑20世纪》,《事实改变之后》似乎更难进入。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本合集,收录了他自1995年至2010年间发表在《纽约书评》《新共和》及《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兼有书评和时评),由其遗孀珍妮弗·霍曼斯在他离世后整理;另一方面则是文章所涉领域几乎涵盖了朱特一直以来思考和关心的大部分议题:从大屠杀到以色列,从法国知识分子到美国公共事务,从“经济时代”的崩溃到“新的不安全时代”的降临……其中不乏对同行的犀利批评(例如为诺曼·戴维斯《欧洲史》写的书评“罪行与过失”),亦有对他所钦佩之人的推崇和致敬(比如阿伦特和加缪)。霍曼斯说,“在这些文章中,你会看到托尼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这两重身份也着实贴合朱特给人的印象:严谨追寻具体的事实真相,不丧失对良善生活的向往。

  朱特对事实的看重,正好对应本书的标题——源于朱特很喜欢并认同的一句话“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在朱特看来,面对事件的发展和事实的变化,及时调整相应的想法和立场,才是对自己和历史诚实。他甚至据此批评过他的老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他的很多观念和想法并没有随上世纪末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变化。

  朱特坚决不让自己停滞在不可动摇的立场之上。他曾在思想自传《思虑20世纪》与蒂莫西·斯奈德的对答中,引用伯纳德·威廉姆斯关于真理(truth)和真诚(truthfulness)的区分来表明,真诚地说出真相、道明实情,会比找出“更高的真理”继而遵从更值得向往。即便在很大程度上“真诚是丑陋的、繁复的,而更高的真理则看上去是纯洁而美丽的”。但在他看来,“就算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学到,我们也至少应该能明白,答案越完美,后果越可怕。我们可以期望最好的结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不完美的改进,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智识的勇气

  不拒绝重新谈论之前的问题

  文集首篇文章“每况愈下”中,朱特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霍布斯鲍姆“年代三部曲”的赞美,却也不留情面地指出,霍布斯鲍姆在第四部探讨20世纪的历史时,并没有正视世界已然发生的改变,借此重新审视业已根深蒂固的观念:“尤其是左与右,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进步和反动这一组组分类似乎牢牢树立在霍布斯鲍姆的观念中,自从上世纪30年代他第一次知道这些分类以后,它们在霍布斯鲍姆的观念中就没有过什么变化。”

  “因为20世纪的主要事件和冲突发生在霍布斯鲍姆的有生之年,所以他在这些事件和冲突逐一发生时看待它们的眼光并无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朱特虽然对此抱有同情之理解,但也指出,“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的无情质疑让他成为希望了解19世纪的人们不可不读的历史学家,可我在他对20世纪的叙述中没有看到这种质疑”。尤其是他在书中对华沙起义、“大清洗”等问题的描述,显现出他因为对自身身份和信仰的过于执着而“往轻了说”,是“对历史的不诚实”。

  朱特“不拒绝随着事件的发展重新谈论之前的问题”,他在对待以色列的主题上即充分展现了这点。书中收录的“此路不通”、“另求他途”、“还要做什么”三篇文章即相继映证,朱特试图“最大程度地去发挥想象力,让历史、道德以及务实的态度对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产生影响”。

  2002年朱特在为《纽约书评》撰写评论“此路不通”时,还以“除了进行和平谈判并最终解决问题以外别无他途”结尾。短短一年时间,当他次年10月再度思考中东危机时,则以“另求他途”为题,并在开篇就断言“中东和平进程已经终结”。《思虑20世纪》里,朱特也在自述中提及这段经历,“2003年秋,在发表于《纽约书评》上的一篇后来变得臭名昭著的文章中,我指出,一国解决方案,无论它多么难以置信,多么不受争端各方的欢迎,对中东来说它如今是最为现实的前景……”而六年过去,当巴以局势持续恶化,“糟糕、矛盾的现实日益凸显”,朱特则又一次试图回应“越来越多的人在说‘两国解决方案’,可越来越少的人真的相信该方案能够成功解决问题,下面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因此他给这篇文章起名为“还要做什么”。这篇写于2009年夏天的文章一直没有最终完成并发表。在霍曼斯看来,即便朱特并没有将这篇文章打磨到他满意的水平,但她却在其中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智识的勇气”,它是朱特不懈怠地去检视自身并调整立场的勇气,严谨地关注细节,不断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即使是曾经坚守的原则也要考虑到事实的变化,从而相应“给出自己诚实、明确的说明”。这亦是朱特一直怀有的“真诚之心”。

  【对话译者陶小路】

  “确定无疑”容易 拷问自己才困难

  ●翻译缘起

  《事实改变之后》的翻译工作始于2015年1月,完成于当年的12月。我把翻译这本书当作一个深入学习、阅读朱特以及他所谈论、关心的问题的过程,所以从开始就不计成本、全力以赴。第一次读朱特是在2014年,读他的《责任的重负》,因为其中写了我们共同热爱的加缪,我又急切地阅读了《重估价值》和《战后欧洲史》,彻底改变了我对20世纪的理解。

  从三辉图书的编辑那里读到《事实改变之后》,当即决定翻译它。因为这本书几乎涉及朱特全部的问题意识,涵盖的题目非常多。为保证译文准确,我托友人从美国买来他几乎全部的英文著作,读完了多数,又在翻译过程中读了霍布斯鲍姆的书,重读了《鼠疫》,学习犹太人历史,了解以色列建国史等。

  ●阅读获益

  翻译这本书,也让作为译者的我获益良多。英国记者乔纳森·弗里兰德在《纽约书评》上曾为这本书撰写过书评,用他的话说,真正睿智的人应该是“能够具备道德上的复杂性,承认并且审视自己的矛盾之处”。要去承认事物本来就是复杂的,人不应该也不可能秉持所谓纯粹立场,肯定会有智识、道德上的复杂面向或所谓分裂、矛盾的地方。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跟矛盾相处,而不是试图去消除它。朱特想说的是,并不是确定的才是安全的,确定性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对某种信念“确定无疑”是容易的,能够不断怀疑自己、拷问自己,不陷入道德相对主义,才是真正困难的。朱特所崇仰的加缪、奥威尔、阿隆无不是这样的人。

  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朱特那样:只服膺于证据、事实,不断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愚蠢、错谬、无知,乐于修正自己的观点、立场,永远不让自己在智识上安于舒适境地。他的勇气、良知、清醒、睿智、对事实的尊重,锐利的思考和写作感染我,说服了我。

  ●公共写作

  像《纽约书评》《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大西洋月刊》这类介乎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之间的刊物,没有得到充分译介,国内也缺乏此类刊物。通过译介朱特的《事实改变之后》,也能让读者更多地阅读到《纽约书评》的文章,并认识到在通俗写作和专业写作之间,其实存在中间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在中文世界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像这本书展现的优秀公共写作其实并不多见。朱特的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专业的历史学家和公共写作者很多,但是能很好地把专业领域的研究运用到公共写作上,并对实际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的人并不多。朱特当然是其中最优秀的写作者。

  研究现当代史的人无法回避当下。朱特对欧洲历史、大屠杀,以及整个左翼运动思想观念的研究都具有现实关怀。这是公共写作和专业写作的互相强化:公共写作需要运用专业眼光提供更多材料和扎实的事实,而对当下的关切其实也给专业领域研究提供了问题意识。所以朱特承担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人文学者对于当下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即从观念上影响公众,虽然他知道很多时候自己无力改变潮水的方向。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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