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芸 只有放下杜尚，才能更接近杜尚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杜尚对西方艺术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改写”。他把绘画从画布上摆脱出来，在玻璃上作画，又把现成品升格为艺术，对后来的行为艺术、波普艺术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并不是他想做到的。他所想要的，就是与一切事情保持距离，维护自己的自由，并对现有规则保持着一抹带着少许不屑意味的平静微笑。

　　所有艺术家都在谈艺术

　　只有杜尚谈人生

　　新京报：你是怎样开始接触并喜欢上杜尚的？

　　王瑞芸：我在1988年去美国留学，学习西方艺术史。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交给我一个项目，要写一本《20世纪美国艺术》，我必须把那个时段中美国重要的艺术家逐一弄清楚，杜尚不过是其中之一（杜尚是法国画家，但他同时是美国公民）。那个过程很枯燥，也辛苦，因为每个艺术家各执一词，看多了头脑一片混乱。有一天，终于轮到杜尚了，我很没精神地拿起一本关于他的书来读，那是《杜尚访谈录》，翻开第一页，我就读到采访者问：“杜尚先生，回顾您的一生，什么是您最满意的？” 杜尚回答：“我很幸运……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做太多的事，不必非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得我得以长时间地过着单身生活。这样一来，我的生活比之娶妻生子的通常人的生活轻松多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可以说，我过得很幸福……还有，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者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我是生而无憾的。”这话对我犹如当头一棒。在他之前，我阅读的所有艺术家都在谈艺术，只有杜尚谈的是人生。在艺术史上没有哪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在艺术中先考虑的是怎么活得好，艺术却是次要的，这个让我觉得太新鲜了，也太喜欢了。

　　新京报：作为杜尚的传记作者，他人生的哪一部分是你最感兴趣的？

　　王瑞芸：他时时保持警惕，一点都不肯让自己的心失去自由，绝不让自己的心受苦。

　　新京报：杜尚是个幽默的人，像你在书中所说，“有趣”是他生存的原则，这种“幽默”和“有趣”应该如何去理解？

　　王瑞芸：心头无杂事，就有闲心旁观了。人类成天瞎操心，急乱慌忙地做那么多可笑之事，叫他看出来了，不发笑都难。

　　新京报：说到二十世纪的艺术，大家往往会想到毕加索，他对绘画艺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你觉得，杜尚和毕加索之间的区别主要在哪里？

　　王瑞芸：毕加索注意力全在艺术——让自己画得好，杜尚的注意力全在人生——让自己活得好。

　　对自己的保护 与一切人事保持距离

　　新京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1915年到美国后，杜尚与当时流行的绘画流派（如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及其代表人物多有接触，其中有的人，如达利，还是杜尚的朋友，但他一直保持着“局外人”的角色，不过多参与其中，其中原因你认为有哪些？

　　王瑞芸：原因很简单：做局外人最好，可以避免惹上是非。人是很麻烦的动物，一有了组织，勾心斗角一定开始。读一读美术史，有哪一个号称优秀的组织和团体中不吵架反目散伙的？杜尚的朋友们都看出，杜尚终身处于一种状态：保持距离，对任何事情都是，包括对爱情。保持距离是对自己的保护。人不会保持距离，伤害马上开始。比如失恋了，就会呼天抢地，甚至还自杀呢！哪怕是对亲情的过分投入，全都能让人受伤。因此说，做局外人就是保持距离，保护自己。再多说一句，一个人如果能对自己都可以做成一个“局外人”，那么连生死都伤害不到他了。

　　新京报：1913年在纽约举行的军械库画展中，杜尚的《下楼的裸女》在观众中造成了轰动效应，这件事应该对杜尚产生了一些影响，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瑞芸：这个事杜尚自己是这么看的：“这让我一到纽约，对于美国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了。”这给他在纽约开始生活带来了方便——是世俗利益上的方便。对此他不拒绝，因为没有人愿意自己生活上有不方便，毕竟，方便比不方便好。杜尚这个人从不用任何原则来拘束自己。他没有说，啊，我这人不在乎世俗名利，我讨厌它们。他是，来了，他接，没有，他不求。这叫“无挂碍”，也叫不迎不拒，这样就叫自在。人一旦有了智慧，做出来的每一件事都会合理，都不愚蠢。国内有个说法叫“隐性成功者”，对吗？杜尚如果后来不成为名人，他依然是一个很棒的成功者，因为他处处不叫自己受伤害，处处做合理的事。一个人让自己在每一件事上受益，还不是成功者吗？

　　新京报：几乎一生，杜尚都在用他“怀疑一切”的精神走在摆脱传统绘画的路上，这一过程大致是怎样的？

　　王瑞芸：对我来说，杜尚的怀疑精神不仅仅在摆脱传统绘画这件事。虽然他对此力度最大，但他意不在此，艺术对他是个小事，他更在意一个大事，就是怎么生活，怎么活得明明白白。那么第一件要紧之事，就是别被任何东西压迫到自己，无论那是艺术、科学、政治、宗教……有再大名头的东西他也必定先要考察，它们会不会对生命构成伤害——他的怀疑精神全从这里来。只要被他看出有伤害，他全都拒绝接受。他对艺术的态度就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你们都在说蒙娜丽莎是最好的，是要叫我膜拜下跪吗？那不成！就往她脸上画了胡子……我们说特立独行，就应该是指这种品质吧。

　　可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特立独行是不必一定采用剑拔弩张的方式，可以非常温和，甚至了无痕迹，就自己知道，先自己解脱，也一样有效果，甚至会更有效果。因为这么做你完全不会树敌，人就不会对你产生对抗，不对抗，人就不会对你转过脸去，兴许还愿意对你多看一眼……这就是杜尚的方式——“沉默，缓慢，独处”，完全不表白和宣扬。因此西方人也奇怪：杜尚是西方艺术这只水果篮中的一条毒蛇——他惹出了多大的事，让西方历史上辉煌的现代艺术贬值失效了，可是他终身没有一个敌人，而且最终，大家一窝蜂跑去效仿他，现在还在效仿他。

　　新京报：从数量上来说，杜尚的作品很少，中间有长达二十年，几乎没有作品，你认为这是一种“无”，而且觉得“无”比“有”更高超，这如何理解？

　　王瑞芸：“有”是执著，“无”是不执著。不执著是不是比执著高超呢？因为不执著的心灵有自由，来去无碍。执著的心灵难有自由，因为他要“非如此不可”。在佛家看，执著都是“痴”，被视为人生的三毒——贪、嗔、痴——之一。杜尚比较厉害的地方是，他一生的行为尽量让自己远离这三毒。执著一定让人受伤害，先伤害自己；如果你有一定权势，就伤害一群人；如果身居高位，就伤害到一国之人……想想是不是？

　　至今没有被超越

　　我们连超越他的念头都不必有

　　新京报：现在看起来有些吊诡的是，杜尚的“反艺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成是“艺术”，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王瑞芸：这个问题非常好，这涉及一个深层次。艺术界不变的软肋是，一度拿写实做唯一标准，后来拿抽象为标准，到了当代则拿反艺术再次做成一个标准。这已经成为人类的痼疾：一直在用同一个游戏方式导致自己不停地轮回，并在这种轮回中受苦……一句话，把“反艺术”当成现在的艺术样式，根本是没有学到杜尚的真精神。

　　新京报：在杜尚的影响下产生了众多新兴艺术流派，如波普艺术、偶发艺术、行为艺术等等，你如何评价这些流派？这些艺术的创造者们是否成为了“杜尚二世”？如果没有的话，原因在哪里？

　　王瑞芸：这个问题杜尚自己也回答了，他在世时，波普艺术、偶发艺术、行为艺术都已经出现了，可是他说，“我从现在的年轻人身上没有看到多少新的东西。”所以说杜尚至今没有被超越。何必做“杜尚二世”？我们甚至连超越杜尚的念头都不必有，杜尚做杜尚的，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想画具象就画具象，想让艺术美就让艺术美（只是别把自己喜欢的认定为艺术标准），为什么一定要去学杜尚的反艺术？当杜尚成为现在权威时，只有放下杜尚才能更接近杜尚，因为你让自己自在，不推崇权威了。

　　新京报：在艺术层面之外，您认为，杜尚崇尚的至简生活方式，以及他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否对当下中国焦虑的大众也有着启示作用？

　　王瑞芸：他至少对我有用，我也曾经是个焦虑的人，接触了杜尚，真有三伏天喝凉水的感觉。任何时候我读一读他，都能再次获得这种“三伏天喝凉水”的感觉。大众会怎样，却不是我能回答的，因为有人愿意喝这杯水，有人不愿意喝——认为杜尚不过就是个“法国混混”。我们每个人只能对自己负责，把自己这一生过好，对别人无害，就已经蛮不错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