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林·沃：我控诉

　　2011年，企鹅出版社一次性推出了24册精装本的伊夫林·沃作品集，所属系列为最具盖棺论定性的“Penguin Classics”藏书家大系。在企鹅社纷繁复杂的欧美文学经典重版体系中，多年来也仅有纳博科夫得此殊荣，与之同列。

　　众所周知，英国文学作品在美国出版时，常常会进行增补与修订。时隔多年再版时，鉴于普世价值、社会时尚、文艺风向等因素的转变，也需要对最初刊行的文本加以调整。伊夫林·沃的诸多著作，尤其后期作品大多具有强烈的宗教思辨况味，小说情节中亦时常出现对国内时政、阶层、世界局势的批评与嘲讽。得益于后世编撰者们的努力和作者生活圈子的遗留八卦，今日读者们已经有机会对伊夫林·沃的人生路径和创作轨迹形成一种立体全面的观点了。

　　寻找伊夫林·沃的真面目

　　被英国知识分子厌恶的绅士

　　伊夫林·沃是位很典型的英国绅士作家，从1928年的长篇处女作《衰落与瓦解》到1965年的《荣誉之剑》三部曲合辑，四十年漫长创作生涯的总计十余部长篇小说。最后的独立小说作品应为1957年出版的《吉尔伯特·皮弗德的痛苦体验》。此后，伊夫林·沃再无新的长篇小说面世。

　　步入花甲之年的伊夫林·沃健康状态糟糕，肥胖症、支气管炎和耳聋困扰着他的生活。根据传记作者马丁·斯坦纳德的说法，晚年的作家先生看起来就像个“疲惫的醉鬼”。至于他1960年罹患慢性疾病，在家接受电视采访时的留影，更是近乎恶意地“说明了问题”。可事实上，摄影师马克·吉尔森（Mark Gerson）在1959年时曾为伊夫林·沃和他的家人们拍过不少彩色照片，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出，五十多岁时的伊夫林·沃是神采奕奕且精力旺盛的，其形象与任何处于他年龄阶段的英国绅士形象相符：倔强、不屈且克制。从《卫报》到《泰晤士报》，英国的文学评论界长久以来都对伊夫林·沃的公众形象营造上怀抱着某种暧昧的恶意，小报式的冷嘲热讽几乎追随他的后半生。个中原因，甚至令英国知识分子们羞于启齿：伊夫林·沃的小说创作，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持续揭发了一战过后英国式崇教精神的瓦解、“英国绅士”身份的集体崩塌和无以为继。

　　左拉在《我控诉》中写道：在巴黎，征服人心的真理正在向前迈进，而我们都很清楚这场预料中的风暴将如何爆发。那是1898年在《震旦报》上对德雷福斯案反犹主义内核的良知呼告。在1930年的伦敦，另一位绅士挺身而出，以小说创作的方式向同胞们昭示大不列颠旧国民性在世界大战后的“衰落与瓦解”。1930年出版的《邪恶的肉身》即为最直白的控诉：背景是英国战后的二十年代，人物是新旧两辈英国人，描写的重点则落在所谓“妖冶的青年名流们”身上——他们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因为匮乏而堕落，旧贵族的大批量破产催生出“除了年轻激情之外再无所有”的一群畸人。阶层与社会的不公让年轻人如查理·卓别林喜剧中的小人物一般随波逐流，《邪恶的肉身》主角亚当是个不名一文的文学青年，艰辛完成的文稿被海关一把火烧个干净，他自暴自弃、麻木不仁地参加酒会买醉，以50英镑签下毫无公平可言的出版合同，却凭借预付款赌博狂赢一千英镑，这笔巨款旋即又被骗走……这种典型的讽刺喜剧情节，读来却并不令人捧腹，只令人感到荒诞而绝望。伊夫林·沃所持有的笔调，就当时文坛状况来讲是奇异且超前的，诚如他在1964年出版的自传《一知半解：自传第一卷》中那句戏谑之语“一个人只有失去了对未来的好奇心，才到了写自传的年纪。”

　　但这句话确实是实话吗？读过伊夫林·沃的十几部小说之后，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句话实际上是他出于慈悲心而施予庸众的敷衍。没有明说的潜台词则是：我对未来并无好奇心，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暗黑且沦丧的。

　　追溯伊夫林·沃的悲剧与控诉

　　毫无道理的绝望和悲哀

　　《一抔尘土》的企鹅版原书有一段引文：

　　《一抔尘土》是伊夫林·沃针对上流阶层彬彬有礼的垂死挣扎所进行的、毫不留情的评判，他用一种挑衅般的笑容，去描述了这个绞尽脑汁鼓吹社会礼貌秩序的群体所表现出的、极为可笑的画面。依据他们的规则，只要是服务于崇高品味，任何罪恶都可以被包容。

　　不止《一抔尘土》，伊夫林·沃的全部小说都遵循类似的范式：腐朽之物绝对得不到任何救赎。

　　在此，不去理会他作为“牛津才子”阶段的酗酒秘史和辍学经历，不去在乎狄更斯和高更作品对他造成的影响。我们只看他的小说，尤其是后期小说，不难看出一名坚定的教会改革反对者对于尘世堕落的深深悲哀。

　　伊夫林·沃这种延续一生、毫不装腔作势的悲哀和绝望究竟是从何得来的呢？

　　1960年起，出版商开始将其重要小说作品重新编辑，推出文集。文集重版的第一本《故园风雨后》，该书也是伊夫林·沃在英国文学史上公认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三部作品之一。晚年的伊夫林·沃在撰序时采用了这样一种提法，说自己在创作时是“试图让一切原本倒置的回归本位”。可惜，关乎“本位”的提法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认为是彻底的控诉。

　　《故园风雨后》创作于战时，从物质到人性，当时的一切都是匮乏的。

　　1939年9月，英国向纳粹德国宣战，即将度过自己三十六岁生日的伊夫林·沃主动要求参军。作为当时的社会名人，他破格进入查塔姆海军基地，为成为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官展开军事训练。然而，一系列正规训练令他“脊椎僵硬，即使拿起一支笔都感到痛苦”。1940年4月，他被任命为上尉，成为了一名不受欢迎的、在数个月时间内没有任何建树的军官。经历一系列“以牺牲荣誉来避免流血事件”的劣行之后，他被派往地中海，执行了若干连续失败并最终仓皇撤离的军事行动，并“对混乱和失去纪律的现象感到震惊”。

　　1943年，父亲的去世令他备受折磨，还因此而错过了盟军入侵西西里岛的赫斯基行动，无法体会到丝毫“胜利的快意”。战争结束前，他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文官任务，其间同样遭遇各种挫折，因为飞机坠毁而受伤住院。部队内部的官僚主义、接连不断的失败，令伊夫林·沃将注意力放在了为克罗地亚天主教会谋求战后生存权这一议题上。然而，英国外交部为维系与南斯拉夫政府间关系的私心，却令作家最后的努力也付诸东流。

　　《故园风雨后》便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创作完成并出版的。

　　这长达六年的从军经历，也化作了《荣誉之剑》三部曲的素材。和之前的很多小说类似，三部曲的主人公盖伊被设定为衰落的世家子弟，最后一部《无条件投降》则提到前往南斯拉夫，跳伞受伤，老父亲去世等作家亲身经历的内容。三部曲收尾时，盖伊说出一句“上帝宽恕我”，荣誉旋即成为腐朽之物。

　　等到《无条件投降》完稿后，伊夫林·沃的小说创作生涯正式进入总结期，从《黑色恶作剧》到《一抔尘土》，所有过去作品的修订与撰序均在作家人生的最后五年中完成。作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还经历过信托危机，不得被迫签下一些图书合同，包括为已故罗马教宗写传记（这类传记合同在当年往往收费不菲），写一部十字军东征主题畅销书，以及自传《一知半解》的续篇。这些事情没有一样是作家真正想做的，况且，他本身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也已无法胜任这些工作。1965年6月7日，在一封写给约翰·麦肯道格尔的信笺中，伊夫林·沃说自己“缺牙少齿，耳聋，罹患忧郁症，打不了字，吃不下饭，脑袋昏沉，身体懒散”，简直“生不如死”。十个月后，复活节当天，六十二岁的伊夫林·沃死于心力衰竭。

　　回想四十年前，二十出头的伊夫林·沃正在意大利比萨市工作，将自己正在写的小说递送给艾克敦寻求指正。艾克敦的回复极其冷淡，伊夫林·沃一怒之下焚毁手稿并试图跳海自杀，但却被水母的攻击吓了一跳，迅速逃回了岸边。接下来，他过了好几年穷苦文学青年的生活，除了写作短篇小说投稿换钱外，还接受了伦敦出版商明显不平等的“攒稿”合同。

　　早在那时，青年伊夫林·沃心中的衰落与瓦解之旅便已正式开启；自那以后，他一生的创作皆可归结为总结和控诉了。

　　□文泽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