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饶宗颐，香港不再是“文化沙漠”

　　立春刚过，“国宝”饶宗颐先生溘然长逝。消息立刻刷屏朋友圈，转发的人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学术圈、文化圈的朋友，无不惊叹惋惜；第二类，凑热闹的朋友，大多发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之类；第三类，略知饶公事迹却不太留意饶公近况的朋友，竟有人说出“原来他还活着”这样令人尴尬的话。

　　然而，这似乎又情有可原，香港多处可见与饶公有关的事物——香港大学设有“饶宗颐学术馆”，香港浸会大学设有“饶宗颐国学馆”，荔枝角有“饶宗颐文化馆”，而且饶宗颐文化馆内还立有等人高的饶宗颐铜像——为生人立像的时代，容易令人错乱。

　　学术无出其右，学历只有小学

　　世人皆知饶公学术成就高，但知其成就如何高之人恐怕无甚。近代大学问者，如钱穆精通儒学经史，冯友兰精通中国哲学，钱锺书精通中西文学等等。而饶公则可谓在甲骨文、经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古典文学等领域均有造诣，更精通英文、法文、拉丁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种语言，又深谙诗、书、画、琴等多重艺术——真配得上他人送之“业精六艺，才备九能”八个字。饶公学问之大，以至于有人提出对他本人的研究可称为“饶学”。

　　饶公自己曾说：“我的天地，有中国的，有印度的，还有西亚的。近东、远东，合起来一起做的，而非只是一方天地。”香港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陈万雄认为：“饶宗颐堪称中国相当长时间内最后一位通人。”学界素有“南饶北季”的说法，饶是饶宗颐，季是季羡林。而季羡林先生则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然而，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大学问家，在今天这个只认学历和论文数量的学术系统中，可能很难成为学者——因为他的正式学历只有小学。

　　1917年，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州的一个富商家族。他的父亲饶锷是岭南著名儒商，一方面经营钱庄生意，一方面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藏书楼，名叫“天啸楼”，藏书数以十万计。他的伯父也开钱庄，同时是画家兼收藏家。民国初年韩山出土了四尊北宋瓷佛像，日本人誉为“中国陶瓷史上最伟大的杰构之一”，饶父买了两尊，他的伯父则买了另外两尊。

　　从小，饶宗颐就是读着家中藏书，把玩家中藏品长大的。在这样的家世熏陶之下，天资聪颖的饶宗颐可以说天生就是做学问的种子。他的“中文教材”是《四部备要》，8岁就能写诗。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诗作，是他在16岁父亲去世那年写的，题曰《咏优昙花诗》，全诗如下——

　　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无定之理，为诗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植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雕，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太苍。

　　太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讵为逼。

　　达人解其会，保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香港福地，养有福之人

　　不过，据饶公自己说，他少年时最喜欢读的书还是志怪小说《封神榜》。饶公十分痴迷里面的各种人物与法力，十几岁时，他甚至尝试提笔写小说，名叫《后封神榜》，写了十几万字之多，可惜后来失传。至于为何从小说转向史学，用他的原话说，是嫌小说里面虚构（imagination）成分太多，不像史学需要利用大量真实史料。学问者，有所约束方显神通，不可太过天马行空。

　　后来饶公迁居香港，可谓香港之福，而香港也是饶公的福地。

　　饶公与香港结缘有三次。第一次是1938年抗战爆发以后，当时广州中山大学聘请他到老家潮州去编辑地方志。抗战爆发后中山大学西迁云南，本来饶公作为员工也准备经香港走海路去云南，但他在香港生了一场大病，延误了行程，没去成云南，而留在了香港。

　　到香港后，饶公经人介绍结识了两位著名学者，一位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一位是书画家叶恭绰。王云五当时想在四角号码的基础上编一个“八角号码”，请当时只有20岁的饶宗颐帮忙，这是他对文字学产生兴趣的开始。而叶恭绰当时则在编“全清诗”，也请他收集。这两段情缘对饶公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极大影响。其后，香港亦遭沦陷，饶公再度返回老家潮州。

　　饶公第二次与香港结缘是1949年大陆变天，他再到香港。因为当时孤身一人在港，妻儿、亲属都在潮州，就有人劝他回潮州，但他没有听从。

　　1952年，饶公去香港大学执教。他没有学历，完全是自学，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主任林仰山教授慧眼识金，不拘一格聘请其任教。这件事对饶公影响至深，因为那时候很多南来的读书人还在为生计发愁，饶公自称只会做学问，一纸聘书让他可以继续安心于书桌前。用他自己的话说：“港大给我一份薪水，还让我做我喜欢的事，到港大之后眼界也开阔了，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的文化。”

　　南来的学者在香港教书，也要适应香港的环境。在口述著作《饶宗颐学述》里，饶公如此形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大的教学情况：“港大上课，国语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学生不欢迎。我的广东话是学的，我自己的语言（潮安话）与广东话是完全两个语系。我的潮州话是闽南语系，所以广东话也要学，因为第一次来香港已学了广东话，所以上课讲广东话没有问题。像罗香林，他的国语是带客家话的，他不会讲广东话，令人奇怪，他一直是讲国语的，所以我讲课比较受学生欢迎，就是因为语言上容易沟通。”

　　作为“文化符号”的饶宗颐

　　1968年，饶公再次南渡去了新加坡。相信他这次离开香港，与内地爆发“文革”，香港也发生了“六七暴动”的紧张局势不无关系。当时新加坡刚刚独立不久，新加坡大学成立中文系，邀请其担任首任系主任，饶公便去了。然而，据饶公的女儿回忆，他在新加坡任教期间并不太顺意，因为新加坡那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对华人、华文都颇为抵触，对自由的箝制亦很厉害。所以，饶公虽然和新加坡大学签了9年长约，但是1973年提前解约回到香港，这也是其与香港的第三次结缘。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十周年，邀请饶公担任中文系主任。饶公欣然前往，一直做到荣休。其实饶公和港中大早有情缘，因为他是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1978年饶公荣休后，还一直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带研究生。

　　荣休那年，正值内地改革开放，学术禁区也逐渐扫除。不久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邀请其回内地，他花几个月时间走访了内地30多座博物馆。内地虽然经历“文革”浩劫，但毕竟地大物博，饶公退休后发表的文章数量远远多于退休前，这与内地的文化营养很有关系。例如，他赴广东实地考察后，写了两篇论文分析六祖慧能，成功推翻过去千年世人认为六祖慧能目不识丁的成见，对佛教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饶公桃李满天下，学生当中有学问家，也有文化人，如黄霑。凡采访过饶公的记者，都知道他为人亲和、平易近人，从不以“大师”自居。只不过后来因为种种需要，饶公逐渐被“符号化”，变成“神”一般的人物，各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化馆、国学馆、学术馆纷纷开张。

　　而饶公本人淡泊名利，他用“饶宗颐”之名为香港学术界积聚能量，泽被后世学人。例如，香港大学的饶宗颐学术馆乃自负盈亏，无政府资助，学术馆成立之初，饶公便慷慨捐出其藏书超过4万册（其中包括古籍善本700余种，共2500册左右），以及自己历年创作和收藏的诸多书画、文玩。

　　饶公的学术著作高深，普通读者难以一下入门。倘若推荐一本饶公的著作，不妨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文化之旅》开始，本书以文化游记为主，通俗易懂。

　　金庸曾说：“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如今饶公仙逝，他播下的种子早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有过饶宗颐，香港便不再是“文化沙漠”。

　　文/许骥（香港文化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