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与社会》 每个人都必须从童年中走出来

　　“健康的儿童不会害怕生活，只要他们的长辈整合得足够好，以致不惧怕死亡。”

　　——爱利克·埃里克森

　　1936年至1939年，爱利克·埃里克森在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医学院任职，在那里，他接触研究了大量情绪紊乱儿童的病例。面对这群被各类神经症折磨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曾师从安娜·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小女儿）的埃里克森意识到：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都是特定生命阶段与特定历史时期相遇而生的巧合，因此想了解他们病症的来源，仅从生物学的躯体病变出发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即“个体焦虑”和“群体恐慌”来探究。

　　这本初版于1950年的《童年与社会》就是上述尝试的结果。通过再现临床样本——男孩女孩的焦虑与幻觉、退伍军人的精神困扰、年轻纳粹分子的傲慢，走访大草原上的猎人和鲑鱼河畔的渔民部落，观察苏语印第安人抚养子女的实况，埃里克森将上述临床案例和田野调查作为例证，用于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人格形成的影响，重新思考美国精神的现状与前途。

　　在第二版序言中，埃里克森写道：“精神分析家是一位奇怪的或者说新型的历史学家”，“精神分析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学方法”。着眼于社会文化因素、将自我引入历史和社会的范畴，成为他超越弗洛伊德等前辈的重要成就。而埃里克森研究童年，归根结底是为了引导个体如何处理成年与童年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时代，个体必须决定是继续将童年作为一个制造非理性恐惧的兵工厂，还是将成年和童年的关系以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发展为一种伙伴关系。”

　　人类发展的八个阶段

　　1 0-1周岁

　　口唇期

　　婴儿的喂养、入睡、肠道是否舒适，是婴儿获得“基本信任感”的主要来源。早期的信任不取决于食物的数量或爱的表露程度，而是取决于与母亲关系的品质。婴儿的需要被满足的程度、从母亲、外界环境、文化中获得的信任和整合感，构成了儿童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

　　2 1-3周岁

　　肛门期

　　获得自主性、避免怀疑与羞耻的阶段。如果儿童的穿衣、吃饭、走路、玩耍等意愿得到鼓励和表扬，则容易获得自控感和自尊感，反之则易将愤怒指向自己而感到怀疑和羞愧。

　　3 3-6周岁

　　性器期

　　试探与外界的边界，儿童开始模仿，好奇地发问，急于知道和性别有关的事，如得到耐心解答则会进一步发展主动性，阻挠、否定、扼制则易使儿童内疚。

　　4

　　6-12周岁

　　潜伏期

　　儿童进入学校，活动范围从家庭扩展到社会，教师、同伴等人的支持和帮助有助于他们勤奋和进取，以避免自卑。

　　5 12-20周岁

　　两性期

　　个体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扮演的社会角色中确认自我意识和身份，获得“自我同一性”，一旦失败则预示自我角色的混乱。

　　6 20-25周岁

　　青年期

　　个体从工作与爱、与他人的互动中收获亲密，回避孤独。

　　7 25-65周岁

　　成年期

　　个人追求事业、组建家庭、繁育后代，过度专注自我或缺失信仰可能导致利己行为。

　　8 65周岁以后

　　老年期

　　个人通过整合前7个阶段的秩序，获得生命的价值感，相反则会恐惧死亡或感到绝望。

　　“自我同一性”的意义

　　“孩子会以惊人力量保卫它”

　　埃里克森于1902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父母均为丹麦人，父亲在他出生前即出走。三岁时，母亲改嫁，埃里克森对此并不知情，一直视继父为生父，并沿用其姓氏洪柏格。母亲和继父皆为犹太人，埃里克森却因斯堪的纳维尔血统而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同学眼中，他是犹太人；继父的祖庙里，他被视作异教徒。或许正是因为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使得“同一性危机”这一概念成为他日后学术研究的关注焦点。

　　所谓“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简单说就是统一——社会与个人、个体的主我与客我、个体对历史性任务的认识与主观愿望的统一，亦即个体能认识到自身是意识和行动的主体，能把握“真正的自我”。儿童通过游戏，通过“在小世界里扮演大伙伴”找到自我同一性。成长中的孩子从所处时空与人生计划的一致中获得现实感。如果环境试图阻断他的寻找，那么他会“以动物身上表现出来的惊人力量来保卫它”。而在青春期，由于身体快速发育成熟，早期获得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面临中断的危险，青少年只有整合自我认识与他人对自己的认识，明白所处现实与未来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才可以接续自我同一性。我们常说的“青春期早恋”，在埃里克森看来，其实是“一种试图通过将自己弥散性的自我意象投射到他人身上，并观察它所反映和澄清的事实，来明晰个人身份的尝试”。

　　同一性危机往往出现在第五阶段，指的是不清楚或回避考虑个人品质、努力目标、扮演角色及价值观等课题，甚至无法发现自我。一种极端情形是“自我同一性过剩”（too much of ego identity），过度相信自己的信念与生活方式，绝对排他；一种是“同一性缺乏”（lack of identity），拒绝在成人社会中担任角色，甚至加入小团体，反主流文化。埃里克森呼吁读者认识到同一性在人的生命周期中的位置，进而“成为自己，成为一个完好的人，成为一个被周围人所接纳的人”。

　　童年的影响

　　“婴儿期的恐惧将伴随一生”

　　一些父母习惯以“小孩不懂事”来敷衍搪塞，然而儿童的所见所闻均可为其身心留下痕迹，从埃里克森的临床病例中我们便可一窥一二。四岁的男孩彼得拒绝排便，并因此患了结肠炎，通过聊天和分析，埃里克森断定这同他保姆的离开有关，保姆因结婚生子而离开彼得家，并对他说她更喜欢婴儿。为留住保姆，彼得误以为不排便就能“既是怀孕的保姆，又是保姆喜欢照顾的婴儿”。三岁大的山姆在奶奶去世后得了癫痫症，埃里克森判断这源自他对奶奶过世的内疚，以及作为犹太人被歧视和虐待所致的“消极统一性”。《童年与社会》着重论述了自我系统建构的过程，不单单是由弗洛伊德所设想的生物性，而是涉及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浸淫的群体文化、原生家庭的环境。“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自我和某个社会中的一员，他与这三个组织过程密不可分”。

　　童年究竟会对个人的人格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常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无论是上瘾、强迫、抑郁、压抑、焦虑、躁狂、恐惧，大多是无法将儿童期的发展阶段有效整合，无力妥善处理自身冲动与外界冲突，并且固执而徒劳地反抗的结果。他们或是在社交上表现得极为幼稚，容易丧失对当下生活的把控；或是较易进入轻微却长久的悲伤状态，很难获得愉悦感；或时常被无来由的紧张感和焦灼感吞噬；或无法享受亲密关系，宁愿与异性陷入依赖与被依赖、虐待与被虐待的关系，也不愿意以成熟的方式相爱；他们难以建立内在的自我秩序，不断被挫败感和不成熟的焦虑围困；或感到面对现实是徒劳且无意义的，周期性地愤怒或沮丧。

　　埃里克森这样写道：“婴儿期的恐惧将伴随一生……我们试图解释和概念化这种恐惧，因为根除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有权利选择是将童年视作“制造非理性恐惧的兵工厂”，抑或是发展为“一种伙伴关系”，“每一代人都必须从童年中走出来，打破他们特有的童年印记，发展出一个新的存在潜在的希望”。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