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33年售票员，康顺兴浑身都是故事

　　2月10日，已经进入春运节奏。北京南站二楼出发大厅里，聚集乘客最多的地方，是检票口、休息区以及112台自助取售票机处。与高客流量形成反差的是，即使是在春运高峰期，大厅里5个售票处，共45个人工售票窗口，平均每处排队不超过5人。

　　54岁的康顺兴照常在各售票处巡视。一身蓝黑色铁路制服，皮鞋擦得锃亮，右手拿着的对讲机里声音基本没断过。做了33年售票服务的他，精准地判断着各个售票区的供需关系。

　　三十年间，火车售票从算盘、硬纸板票、变成了计算机、磁介质票、网络售卖自助取票、手机网站改签。

　　坐着小马扎、带着干粮、可丁可卯数着分角钱的买票人，经过了别着BB机、买本时刻表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抵达拖着拉杆箱，千里京沪一日还的日子。

　　康顺兴这一代老铁路人，从方寸车票里，见证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段历史的革变。

　　用烟盒纸抄录时刻表的年代

　　冬天一身双排扣苏式大翻领制服，夏天穿白底的确良双绿杠短袖衫、胸前缝着红底布金线绣着“售票员”仨字儿，那是1985年的康顺兴。四年军旅生涯，退伍后他进北京站端起了铁饭碗。

　　一张桌、一把椅、左右两侧各160小格置票柜，算盘吧嗒吧嗒一拨，有分有角，旅客拿钱，售票员卖票。

　　“两张合肥。”对方是个小姑娘，军绿大衣背着军挎包，烫着大波浪头。一张北京去往合肥的票19.9元。灰色的工农兵大团结10元人民币，小姑娘递了进来，四张叠在一起，湿哒哒的，闻着有股刺鼻的醋精味儿，辣眼睛。康顺兴顺带聊着天，“您这钱什么味儿啊？”

　　“哦，我的钱福尔马林泡过的。”小姑娘在右安门二传（传染病医院）工作，发的工资自己都要用福尔马林泡一遍。

　　他曾收过另一种摸着潮湿的钱，是购票者从鞋底儿里抽出来的，担心买票路上把“巨款”丢了。

　　来买票的人，很多都是在家数好了钱，分是分，角是角。“从那会儿起我们就有不成文的规定，报票价必须准确，9.9元的不能说成10元，旅客多一毛钱都没带着。”

　　有一位买票的老太太，打开一个白色硬质的鞋盒，一溜钢镚儿顺着售票小窗口被倒了进去，康顺兴像逮蚂蚱一样赶忙按硬币，顺带捡几枚溜到地下的。一数，都是1分、2分、5分的，“统共27.6元，您一张毛票都没有啊？”“有啊，在我自个儿兜里呢，我留着方便花。”

　　原来老人家是卖冰棍的。那时候北京城里最畅销的冰棍5分钱一个，从北京到上海27.6元一张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客运车次少。一到春运，人们自带马扎、硬纸板，坐在售票大厅地上彻夜排队，等着凌晨12点放票。奢侈点儿的，买一包1毛多钱一袋的金花牌方便面。

　　站前广场上，木头大黑板一字排开作公告栏，贴着毛笔写的白纸黑字临客表。人们盯着车次、票价、起止点，记性差的从兜里掏出个烟盒，撕平了，拿笔写上去。

　　硬板票到磁介质票

　　在上世纪80年代，最常见的车票是那种卡片式常备车票，俗称“硬板票”。长约4厘米、宽2厘米的小硬纸板。

　　这种票卡是大批量预制的，印有发站、经由、到站、有效期、席别、等级、票价等信息。票面上以打压注明乘车日期，以盖章或贴纸的方式注明车次。如果发售对号入座的车票，需要在车票上粘贴一张印有日期、车次、座号的小纸条。小纸条同样是预制的，和车上的座位一一对应，以此保证不会把座位卖错。

　　“如果旅客想买一张特快硬卧，必须先买一张普快硬座票，再附加一张硬卧票，还得要一张特快票，票价计算是三张累计的，三张硬板票必须都有，才能顺畅乘车。”康顺兴回忆，若是遇到中转乘车，最多时需要有4-5张票才可以乘坐，“我们叫这些是套票，售票员必须得打一手好算盘，业务纯熟，才能把票卖对了。”

　　那时的售票窗口高30厘米、宽20厘米左右，用三合板封着，售票员能看到的是从交付孔洞里伸进来的一只只手。

　　赶时间时，有时候一个窗口孔洞里伸进五六只手办理改签。康顺兴和同事们就开始在改签车票递来的同时，往旅客的手背上盖戳标记，找到盖了章的手，再把对应的票递过去。

　　一米八大高个儿的康顺兴，长着一双修长的手。在几米见方的售票区里拨拉算盘，抽叠车票，几十年的工夫，指面还存着老茧，手指却被锻炼得有力又灵活。

　　最多时，康顺兴一天能卖500张票。在部队做了4年报务员，他熟稔摩斯电码，工作结束了，就和一同当过兵的同事用“滴滴答答滴滴答”的摩斯电码对话，比比谁一天卖的票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联网售票开始了。键盘一敲，40秒即可压印出一张粉色纸质局域网票，比“硬板票”时期速度快了15倍。

　　2008年，蓝色磁制车票使用，2011年6月后，高铁/动车实名制售票，蓝色车票上清晰记录了旅客相关信息。

　　“80年代，一个售票员一天售卖四五百张票，价值一万块左右；现在，一人一天卖出一两千张票，价值二十七八万。”出票速度比80年代售票快了约30倍。

　　10年之间，微信、支付宝、城际通被广泛使用，排在售票大厅里的队伍越来越短。据北京南站工作人员统计，80%的旅客通过网络购买火车票，传统窗口售票15%，电话、代售点、自动售票机售票占比5%。

　　“没想到能变化这么快”

　　三十年间，票据、列车、车站都在改变，老康这批上世纪六十年代生的人，却没怎么变。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当兵复员回来，他看穿牛仔裤的都不顺眼，觉得衣服就该是蓝色、绿色；在火车站工作了33年，连其他车间都没换过，一直做售票；站里发的制服，他基本都留着，特别是几顶制服帽，女儿出嫁后空着的小屋，他挂在墙上一排；女儿上班时，他给的第一句告诫是：多听师傅的话、打点水勤快点儿、多学学艺不压身。

　　老康觉着，早年售票员的工作，有点手艺人的样子。除了卖“硬板票”套票时要手熟麻利，算盘打得顺溜，每个售票员都要会画线路图，京沪、京广、包兰、陇海……精准到每个票价阶梯结算站站点都得清楚。

　　那时的北京站，是个大招牌，“（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里面工作，觉得建筑宏伟大气”，站内进驻的商铺都是有档次的，卖名人字画的、卖保温杯、皮包的，“烧饼茶叶蛋之类的根本进不去。”

　　时刻表一摞100本，一天能卖出去2000本，人们不光自己买，还给亲戚邻居捎一份。

　　在北京站内工作过的老员工，都成了业务娴熟的骨干。每有新站落成，都会抽调一部分家离得近的人去做筹备。

　　2008年4月，康顺兴被正式调至北京南站，行李房、客运、售票、清洁等每个部门的业务骨干组建南站筹备组。

　　“2008年4月到南站时，全是建筑工地脚手架。施工的人等着我们确定售票窗台要做多高、桌子做多大。”从人员配置、轮班方案到皮筋、图章、曲别针、捆钱的纸条数目，每一项都需要老康和同事们确定下来。那段时间，老康几乎没睡过整觉，一个人骑辆自行车，凌晨三四点从站里返家。

　　南站从“周边都是村子、进站像进菜市场”一样的永定门火车站，变成了北京城面积最大、接发车次最多的火车站。

　　如今，康顺兴是北京南站售票车间的副主任，胸前挂着姓名牌，统管南站5个售票处。老康说话惯用“您”开头，接起电话一口一句“哥们儿”“好，麻烦了”。

　　“我们时不时见到投诉的，旅客不满意了就找负责人，我们都得出去挨骂沟通缓解矛盾。”与老康共事了20多年的朱凤云说，售票做的年头长了，有棱有角的性子也都被磨平了。

　　康顺兴所在的售票车间里，也抽调了员工在自助取售票处提供咨询帮助。每遇节假日，康顺兴和同事们都得预估网络取票占比，调整自动取票售票机器比例。“如果说十几年前是坐着就能把票卖了，考核计件，现在对我们来说考核的是服务。”

　　如今，售票处渐渐加了pos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枪，售票人员在精简，窗口人员向自动售票服务处转移。

　　“想过有一天，铁路售票员成为历史，人工售票会彻底被机器取代吗？”记者问。

　　“这是我的一摊儿，我就要做好。真到那天，哪怕让我们去检票、去站台接送都行。”老康说。

　　新京报记者 王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