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潮州话

　　老罗是我爷爷，我俩相差64岁。

　　记忆中，他总是笑眯眯的。他几乎从不和我提起他的过去。可打小，我就发现自己家和别人家有些微小的不同。爷爷奶奶聊天，我听不懂，别人称呼“爷爷奶奶”，我们叫“阿公阿嬷”。

　　家族的历史被裹在爷爷几句轻描淡写的叙述里——“我家是外来户”，“那时候没饭吃，来了江西吉安”。

　　今年春节，我回到家乡，知道了更具体的爷爷的故事——

　　他是潮汕渔民的孩子。因为饥荒，姊妹离散，一个去了泰国，两个留在广东，还有两个，在江西夭折。爷爷逃荒至江西后，日夜劳作，后来，与同是潮汕人的奶奶自由恋爱成了婚，才有了我们。

　　他这一生，被家人形容，“那是膝头盖听了都会流泪的”。

　　去年冬天，来不及见最后一面，爷爷去世了。

　　我想记录爷爷的故事，打捞这段家族史，提醒自己，别忘了从何处来。 

　　走下去，活下去

　　到底是哪一年来的江西？

　　82岁的奶奶有些记不清了，“解放前几年，可能是1945年吧”。

　　大伯给出了一个精准的年份，1942年。

　　这个年份，听起来并不陌生。2012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上映，海报看了让人揪心——一只指甲缝都黑了的手，拽着一只有裂纹的空碗，碗上边，停着一只蝗虫。握着碗的手臂，袖口已经磨破了一整圈。破袖口下方，写着六个字：走下去，活下去。

　　当时，我并没有看这部电影。1942年，七十六年前，河南灾民逃荒，离我实在遥远。

　　我不知道的是，正是在这一年，爷爷随父母逃荒至江西。

　　《潮州志》等许多史料都记载了那次饥荒，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自然灾害，潮汕各地发生历史罕见的大饥荒，人们吃喂猪的薯皮、米糠，甚至吃树皮、观音土，“饿殍载道，惨极人寰”。

　　很多人去世了，“像腌萝卜一样草草收埋”，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区还留有当时的“万人墓”，那些密密麻麻的墓碑上，没有姓氏人名，只有“x月x日xx位”，那是当天收埋尸体的数目。

　　奶奶也在逃荒路上，她说，不用问路，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的人走，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到有吃的地方，搭起茅棚就安家了。江西省内的寻乌、安远、信丰、泰和等地，都留下了许多广东灾民。

　　爷爷当时的“家”，便安在吉安市泰和县的一处荒滩上，那里广东人众多，当地人管他们住的茅草屋叫“广东棚”。

　　饥饿年代，卖儿弃子成了寻常事。有句潮州话讲的是，“顾大勿顾细，放他去超生”，一些父母为了过活，便将较小的儿女卖给他人。《揭阳民国日报》刊登的一则新闻显示，泰和附近，常有居民买难童，照重量计值，每斤仅七八元。

　　扎根

　　初到江西，爷爷只有13岁。

　　靠着自小太爷爷教他的撑船本事，白天帮地主家收割稻谷，夜里去河里“放竹筏”，走水路帮人运送木材赚钱。

　　过去，人们常说，做工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撑船的苦在于河道的多变，如果船搁浅了，不管多冷，人都要下到河里，用手搬石头砌堤坝，让水位变高，船才能过浅滩。

　　父亲的叙述中，年轻时的爷爷是家庭的权威，“吃饭没坐相，一筷子就打过来了”。

　　但我的童年记忆中，他只是个头发花白的可爱老头儿。每天背着手四处走走看看，院子里种满葡萄、柚子、李子，李子成熟，领着我拿棍子敲，扑通扑通，砸一阵李子雨。

　　下大雪了，他救下葡萄藤上一只冻伤的麻雀，冒雪给我送来，我们一起用纸盒和棉絮给这个鸡蛋大的小家伙安了家。

　　小时候，我听不懂爷爷奶奶讲潮州话。一次，我听见奶奶用潮州话说了一个三个字的词语，就一直缠着爷爷问，这是什么意思，爷爷说，“不知道”。

　　我急了，一连问了五遍，爷爷一次比一次笑得厉害，每次都很认真地告诉我，“不知道”，全家人脸都笑得通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三个字，就是潮州话“不知道”的意思。

　　可正是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带领我们家，在江西站稳了脚跟。

　　他年轻时强势，奶奶记得，婚后不久，“别人40块钱一个月请他去撑船，他不去，自己苦干，每天晚上挣20块钱”。

　　就这样，爷爷靠自己，从一个赤着脚的“广东佬”，成了当地的生产队队长。

　　在中国，潮汕地区的人以“会做生意”出名，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他的4个子女，个个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

　　父亲说，成长过程中，他几乎没有感受到本地人的排挤，一个原因是因为潮州人特别抱团，还有一个原因是，“你阿公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没人敢欺负我们家”。

　　一别四十二年

　　饥荒过后，爷爷的母亲、两个弟弟都早早去世了，他那一代三儿三女，只剩下爷爷一个男丁。他唯一的姐姐，随夫去了泰国，剩下两个妹妹，寄养在广东别人家。

　　成年后，爷爷和广东的两个妹妹都取得了联系。但泰国的姐姐，音讯全无。

　　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南洋”的移民有机会联络亲人，他们经由“水客”和一些民间组织，给国内的亲人汇款、寄信。收款方只需将邮局转来的“侨汇单”上写明，收到粮食作物多少，就可取款。

　　远在泰国的老姑多次汇款至广东老家族人处，试图从他们那里得到亲人的讯息，石沉大海。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泰国老姑又一次汇款回国时，被爷爷的妹妹罗如英发现，她将爷爷在江西的详细地址写成纸条，粘贴在“侨汇单”的后面，回执到泰国。自此，爷爷终于和失散多年的姐姐联系上。

　　困难年代，爷爷家总能收到这位异国老姑的汇款资助。

　　远隔重洋，这对姐弟自1942年分别后，第一次见面，隔了四十二年。

　　1984年，爷爷和泰国的老姑在广东相见。彼时，他们都已50多岁了，一见面，老姑大哭，“分别时，我有三个弟弟，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

　　2002年，老姑病了，腿脚不方便，再不可能回国探亲了。73岁的爷爷专程去广州办了签证，飞去泰国见她。

　　爷爷到达曼谷的前一夜，年近80岁的老姑通宵未睡，让人搬个椅子，坐在大门口的路边，等候爷爷的到来。

　　那次，爷爷在曼谷团聚了近二十天，老姑每天坐着轮椅陪他，变着口味地吃，看大象表演，去参观佛寺。

　　他们依然像小时候那样，说潮州话，喝同一瓶水。

　　分别时，老姑在机场号啕大哭，几十年不掉眼泪的爷爷，也忍不住一直抹眼角。

　　父亲说，他小时候，爷爷常教他一句俗语，“暹罗钱，唐山福”。意思是，泰国华侨辛辛苦苦赚的钱，很大一部分寄给了国内的亲人，这是国内人的福气。

　　他叫我，不要忘记老姑的恩情。

　　被留下与被遗忘的

　　到底哪一个才是家乡？

　　奶奶的回答是，选不出来，一个是生我的地方，一个是养我的地方。

　　父亲的回答是，那当然是江西了，广东是“老家”。

　　作为时代移民的一分子，爷爷奶奶和广东已经有了一定的疏离感，他们回广东探亲，小时候的玩伴不喊他们的名字，喊爷爷“江西哥”，喊奶奶“江西嫂”。

　　随着爷爷辈的老去，我们家和老家的走动，也以年为计算单位，一年一次，甚至更少。

　　作为孙辈，我依然能感觉到，这个家固执地守着某种传统，一些潮州味道，或是一些潮州乡俗，几十年不曾变化。

　　每年，我们要祭祖两次，除去清明，冬至也极为隆重。

　　一个大早，爷爷会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男丁除杂草，清道路，女眷摆香烛，供奉食物。孩子只要能走路，都要按长幼秩序，郑重地跪拜、磕头、添酒、敬香。

　　除夕，全家人都要回到爷爷家团圆，不能缺席。进门先喝一碗甜汤，年夜饭上桌，酿豆腐、酿苦瓜、白切鸡、咸菜炆猪骨，这些潮州味道是年夜饭必有的保留节目，饭后，奶奶会给每人分一块她做的甜粄，寓意来年甜甜美美。

　　去年，爷爷去世了。这些传统，也在一点一点消失。

　　今年除夕，大伯一家去深圳和堂姐团聚，奶奶和我们家一起过年。年廿九，父亲让我给叔叔打电话，邀请他们一家来我们家过年，叔叔说“我家6个人，太麻烦了”。

　　父亲急了，抢过手机开始用潮州话劝，“阿弟……”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懂，但叔叔答应了。

　　父亲那一代，个个都会讲潮州话，到我这一代，已经没有孩子会讲潮州话了。

　　大家都说，等到我们这一代，那些散落天涯的亲人，很可能会变成最亲近的陌生人。

　　忽然记起，很多个看望爷爷的午后，阳光温暖，风中有玉兰花的香味，父辈们与爷爷奶奶聊天，讲潮州话，一聊小半天。

　　那时候意识不到，这可能是我听家人讲潮州话，为数不多的时刻了。

　　■ 同题问答

　　新京报：你用什么词来总结2017年？为什么？

　　父亲：祥和。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很好。

　　新京报：过去一年家乡最大变化是什么？

　　父亲：泰和很多公路变宽了，环保方面做得很好。

　　新京报：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和规划？

　　父亲：全家身体健康，平安，哈哈，换个新车开一开。

　　新京报：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希望怎么改变？

　　父亲：人口老龄化问题，现有的条件，老年人如果不拖累子女，怎么养老？希望国家给老年人多一点关照。

　　新京报记者 罗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