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非职业”摄影师的家乡情怀

　　刘建国，68岁，大连人。他中等身材，因为常年背着十几斤的摄影器材走街串巷，他走路飞快，面相上也比同龄人显得年轻。

　　大年三十下午，在90多岁的父母家里，把年夜饭的饺子馅剁完，刘建国麻利地拿出背包里的三脚架，架在客厅，镜头对焦，招呼好家人，来了一张全家福。

　　“摄影大腕又给我们来了张照片啊。”家人们调侃着。刘建国是家里的长子，因为他三十年来的摄影经历，对家人来说，每年的合影由他拍早是习以为常。而年夜饭的话题也必然与摄影有关，这一年拍了什么？又获了什么奖？都是下酒好菜……

　　刘建国的书房里，是成堆的、发黄的日记本，分门别类的摄影图集，大量的历史建筑书籍……从1989年起，他开始进行古街巷、建筑的摄影记录，如今仅拍摄的大连金州城图片已累计达10万余张。

　　去年年底，他撰写的反映家乡城市建筑的影像书籍《古城拾遗——金州影像记忆》摄影图集即将付梓。

　　作为一位“非职业”摄影爱好者，刘建国连续30年拍摄大连，他的图片成为一些已消失老建筑的最后留影，也成为大连发展的见证。“关键是我想让年轻人知道，我们这里有一座很好的古城，很规矩的很标准的古城，这个古城怎么变化了？如今什么样了？这是一段金州城的发展历史。”

　　（以下为刘建国口述）

　　从放电影到做磁带

　　1971年下乡回城后，我被分配到了电影胶片厂。我所要做的一个工序是检验成品电影片，需要通过放映进行检验，厂子就把我派到县里电影院学习放映。

　　做放映员期间我开始接触了影像技术。

　　现在电影院放电影用的是数字投影机，我们那时用两极碳棒，正负极接触打火，利用碳棒间隙产生的弧光照明，把胶片上的影像投射到屏幕上。而碳棒之间的间距非常重要，距离不一样产生的光线不一样，太远了会灭，太近了会刺眼。

　　那时候放映员很辛苦的，一个样板戏两小时十分钟，左右两个机器，一卷片子8到10分钟就放映完了，为了电影可以接续上，两部机器十分钟一交替，稍微一疏忽，电影就断片，银幕就黑了，下边观众就开始喝倒彩，嗷嗷你。

　　也是放映时积攒的经验，为我今后的摄影奠定了很大的基础。事实上，电影就是每一个摄影画幅组成并流动，一部电影每一秒钟24个画幅，这些画幅的构图和影像艺术都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我的脑子当中。

　　1974年，由化工部投资，我们这个胶片厂改建成磁带厂。

　　我是建厂者之一，被分配做施工员助理，学习建筑。也是这段经历，我对建筑的了解得到了升华，对建筑结构等技术层面开始了系统学习。也是这时开始针对性的了解金州城的历史。

　　1990年，电视剧《渴望》令万人空巷，毛阿敏的主题曲也在全国轰动，当时中国图片社音像部的副主任何辉找到我，交给我《渴望》插曲母带，让我厂生产、发行。他是人大摄影系毕业的，聊摄影中我们成为了朋友，他帮我在北京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

　　有了相机拍什么？世界如同一个万花筒，可拍的东西不计其数，思考之后，我决定用我的摄影爱好去承载另一种爱好，那就是建筑。

　　想为这些老建筑留下些影像

　　上世纪80年代末，恰逢旧城改造，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改造尤为迅猛。我的家乡金州区曾是一座古城，自汉武帝元丰四年开始，便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虽然金州城1948年就开始扒掉了老城门、城墙，但历史给这座城留下的老建筑并不少。

　　日伪时期，这里建设了日本人居住区；日本投降后，又作为苏联的军事基地，建了很多俄式建筑；加之城内的明清建筑，普通百姓的联排平房……可以说，一座座建筑是一段段凝聚的历史。

　　我当时就觉得老房子扒掉了太可惜了，就想为这些老建筑留下些影像。我身背相机转遍了金州城的大街小巷，这边拆，我这边拍，那边建，我那边拍。新的要拍，旧的更要拍，尽量留住那些即将消失的建筑和街景。

　　可以说，我背了一辈子“书包”，小时候包里装着书，如今包里装着我的摄影器材。

　　但我最核心的影像，还是老城金州。从旧城改造开始，至今，近三十年，我都没有放弃过对城市建筑的拍摄。

　　哪一栋建筑是我记录的？太多了，比如“金州民政属”，日本统治时所建，被老人称为 “大衙门”，解放后被苏联接管，成为其一个司令部，后改为一家俱乐部。我拍了这栋建筑十几年，它曾经变成为旅馆、饭店，风雨侵蚀，也会被粉刷、修葺，每一段时间都有微小的变化。

　　这是被保护下来的文物，但许多老建筑，老街、老景在我还没有准备好拍的时候就被拆得差不多了。譬如天齐庙、孔庙、南街浴池、邵家六大院、东街、曹家弄……

　　其实你站在金州的最高处俯视，如今金州城的格局并没有变，老街道还是那个老街，以东城南北四条大街为辐射，城市布局并未变。只是城门楼城墙扒了，原来的四合院变成了一栋栋楼房。

　　2010年的一次，我背着相机走到了金州区八里，看到一栋老宅的窗棂虽然被用旧塑料封上了，但很别致，小院里两棵树明显看至少有一百年。我走进院子里，和主人介绍我是摄影爱好者。他们就说“那你给我们拍个照片吧，给家留个影。”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房子要拆迁，熟悉了之后，我就和这家人成了朋友。

　　这家老人说，这个房子是清道光年间的，院内的两棵大枣树就有百岁高龄。据说，甲午战争时期，他们的房子还被当做日军的指挥所。

　　房子拆迁时，正好赶上《半岛晨报社》和大连文保单位搜集全市的古树线索，我就把几张照片发给了他们，记者刊发了稿件，呼吁城市拆迁时保护古树。

　　大概是因为这篇报道的影响力，老宅拆了，那两棵古树果然被留了下来。

　　但前段时间，我看到枣树还是不见了，秃秃的树根留在原地。如今，那里变成了小区物业停车场，能说什么呢？我很遗憾。

　　建筑是一个城市的编年史

　　拍得差不多了，我就想写一本书。

　　我的目的是把拍的照片整理和分享一下。关键是我想让年轻人知道，我们这里有一座很好的古城，很规矩的很标准的古城，这个古城怎么变化了？如今什么样了？这是一段金州城的发展历史。

　　为搞清金州古城的过去，我泡图书馆查阅各种史志，搜寻相关资料，阅读文史书籍，请教专家学者，探访金州城老人，寻找一切可以在我的脑海中形成各个历史时期金州城轮廓的线索。

　　读我的这本书，你会发现，早年的金州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都有一个瓮城，

　　城市要发展，这城墙和瓮城却成了障碍。于是就都被拆掉了。

　　类似被拆的老建筑还有很多。

　　我理解，很多老建筑的拆除都有它的客观原因。比如旧房子供水排污都有困难，还有采暖问题，防火安全问题，条件肯定不如现在的房子。作为老百姓来说，都渴望改善生活条件，向往现代化的生活。

　　但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建筑是一个城市的编年史，是凝固的记忆，是需要保护的。

　　盲目的拆除，往往意味着文化的缺失和对历史的不尊重，是一个时代和城市的悲哀。这也是我要写《古城拾遗——金州影像记忆》这本书的原因，要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

　　但是，我所写的书里并不仅是惋惜和遗憾，我也记录了金州的繁荣和发展。我会为老宅的逝去遗憾，也会为新建的高楼商厦欣喜。

　　你如果离开家乡，离开这座城市十年再回来，肯定不认识了。这代表我们并没有落伍，代表了城市在发展，世界各城市有的，我们也有。

　　■ 同题问答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总结2017年。

　　刘建国：欣慰，我用了30年拍的照片而整理的一本书，去年年末送到出版社了，我很欣慰。

　　新京报：过去一年家乡最大变化是什么？

　　刘建国：辽宁自贸区的大连片区在我的家乡挂牌了，我很期待它的发展。

　　新京报：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和规划？

　　刘建国：我想完成两本书，一本是我的日记摘抄，另一本是《南站情怀》，也是一本图片集。

　　新京报：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希望怎么改变？

　　刘建国：社会养老。我们这一代是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孩子，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养老的时候，但我们的子女面临的压力很大。我希望国家能在这方面出台一些政策和办法，可以减轻我们子女的压力，让我们更好的养老。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