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尚·梅萨日 我们需要更广阔的人文主义

　　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持续受到理性主义的指引，始终在呈现对人类思想解放和生存处境的探索。无论是18世纪伏尔泰等人的哲理小说创作，或者20世纪萨特、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文学写作，法国文坛都有这样一种充满力量的文学传统——用一种“局外人”的视角描述我们所处的社会，审视当时的社会运行机制，以此启迪人们对生存现状做出自省。

　　这股文学力量延展至今，近十年来，环保和生态问题成为法国当代文学中的核心主题。无论是奥利维亚·罗森塔尔的动物题材，还是伊丽莎白·费罗尔的核工业题材，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1983年出生的新锐法国作家樊尚·梅萨日，在生活中强烈体会到一种紧迫感：生态危机持续扩大，作家必须做点什么。

　　《主人的溃败》是梅萨日最新创造的一本生态寓言小说，以一种“外星人视角”讲述了一则恐怖的存在寓言：现代人蔑视环保，失去了掌握自然的能力，不再是世界的“主人”。讲究节制的高级外星人成为新的“主人”，人类沦为奴隶。

　　梅萨日通过倒计时形式来呈现作家本人对人类生态决策的担忧。他写这部小说是在2015年，正好是巴黎筹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时间。此前的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以失败告终。他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21世纪再来一次类似的失败，如果启蒙运动和人文精神的历史辐射圈定在人类本位的狭隘范围内，我们的未来堪忧。

　　生态危机

　　“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却无法做出改变”

　　新京报：书名“主人的溃败”有多重含义，在小说最后，人类和地球的“新主人”外星人都遭遇了“溃败”，你认为造成他们同样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梅萨日：这个题目可以有好几层意思。最初，我们以为被打败的“主人”是人类，因为他们遭遇了新殖民者。接下来，我们发现这些新统治者在犯人类犯过的错误，他们并没有用更加负责任的方式去利用地球资源。这种重蹈覆辙里有某种我坚持要呈现的悲剧——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却无法做出改变：生态危机的悲剧就来自于这一矛盾。从某种角度来看，主人的溃败无处不在，因为我们行为中的盲目、唯利是图和骄傲自大让我们亦步亦趋走向失败和灾难。

　　新京报：这篇小说是用一种“非人类视角”来叙事的，事件的发展来自对高级外星人的描绘。这种视角展现了一种“陌生化”，你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叙事方式？

　　梅萨日：在生态危机面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之一，是我们的头脑不善于拉开距离看事情：它往往只关注眼前、当下的问题以及身边的人和事。然而，考虑生态问题正相反，因为生态危机的前因和后果是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美国一辆汽车排放的尾气会使苏丹气候变暖，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两百五十年来我们提取的碳会在大气中停留几千年以上。对于一个属于外来物种的初来乍到者而言，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陌生，用他的目光来看待这一切，能够让我们拉开距离观察我们的境况：我们居住在城市里，建立家庭，食用动物，在马洛·克莱斯眼里，这一切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理所应当的。我希望借用他的目光，重新认识事情，然后去批评，去改变。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界限？

　　梅萨日：人类本位论是一种相当本能的认知和感知角度。从人类本位论出发，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这就导致我们不能从非人类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环境。我们可以努力“去本位化”，但不见得一定能做到。人文主义，它注重的是每个个体的个性以及对人的权利的保护。简单来讲，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更广阔的人文主义。更确切地说，一种不那么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我们应该捍卫一切生命的利益，而不仅是人类的利益，因为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意味着不可弥补的损失，许多物种会率先灭绝，接下来就是人类。生物圈将变得越发贫瘠，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我们将难以生存。

　　新启蒙运动

　　“要让一切社会关系中的暴力因素退让”

　　新京报：从本质上看，这本小说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危机。存在主义思潮在法国被发扬光大，你的阅读和写作是否也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梅萨日：加缪、萨特再到波伏娃等人的作品，在我作为一名读者和作家的成长过程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我很欣赏存在主义者的唯意志论：我们的生活不是由天生的、固有的身份决定的，它可以随着我们做出的决定和行为而改变，这点在我看来尤为关键，它不仅能够防止我们在现实面前感到无力，也能让我们意识到责任。不管以哪种身份行事，配偶或父母、公民或消费者，我们的行为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它们都会带来实际效应——有限但真实，不会改变世界格局，但是世界上的小事拼凑起来就会有分量。萨特总爱说，即便在最绝望的境地里，我们也依然有选择：听起来可能太过乐观，但这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自己的行为。

　　新京报：小说虽然是外星人视角，却讲述相似的人类处境，“无论多么努力发挥想象，我们过的还是自己的生活；我们各自困在自己的身体里”，你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同理心是否很难在生活中实现？

　　梅萨日：我们之所以会在虚构故事中获得乐趣，是因为我们有同理心：我们喜欢花时间沉浸在他人的故事里，能够将自己代入人物角色中，哪怕他的经历和价值观跟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确对距离近的人的关注比对距离远的要多。

　　反映在媒体语言里，就有了所谓的“里程情感”定律：事件的发生地离得越远，它引起的关注度就越低。尽管如此，当重大的自然灾难发生，当我们看到那些画面，可能一下子我们就和某个我们不甚了解或从未涉足的国家的居民的距离拉近了，我们心里生出同情。当马洛·克莱斯觉得他困在自己的生活和身体里的时候，他想说的也是他人于我们的某种永恒的“不可知”和神秘。这种“不可知”无处不在：面对每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我们可能会感觉到。面对动物，我们看着它们，却无法了解它们的感受。同理心在“不可知”面前，会遇到障碍，但这不能作为把动物当成仇敌或威胁的理由。相反，正是因为“不可知”，我们才更要找到更巧妙的方式去和它们沟通。

　　新京报：你曾说，面对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文学大有可为。是否可以谈谈当下法国文坛在这个领域的建树？

　　梅萨日：存在主义思潮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文学对“介入”的概念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人们质疑“介入”文学，一方面因为依附于错误的政治意图而迷失自我，另一方面因为忘却了对美和独创性的追求。不过我觉得这个“反介入”的运动有点过了头。作家身处在这个世界中，被周遭渗透，他们读报纸，和所有人一样，看到疾苦或腐败，他们的文字没有理由不涉及这些话题。可以想象一种试图对我们的社会做出清醒又独立评断的介入文学，它有独特的方式，不同于电影、新闻或者评论，比如，让人物以第一人称开口说话，进入他复杂的思想世界，文学就能比别的媒介完成得更出色。

　　近十年来，环保问题在法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学不是一种大众艺术，显然也不具备强大的实际影响力。尽管如此，有的时候它的确能影响读者看待某些对日常生活重要问题的目光：许多人告诉我，读了我的小说之后，他们看待动物（不管是地里的还是盘里的）的方式改变了，他们身上有某种意识觉醒了。这便是希望之所在，因为意识一旦觉醒，就不会再沉睡：一旦觉醒，它便停留在你身上，不会离开。

　　新京报：17世纪法国的笛卡尔点燃了启蒙运动的亮光，在论及21世纪时，你曾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启蒙运动”，这是什么意思？

　　梅萨日：新的启蒙运动应该追随18世纪启蒙运动的路线：启蒙运动曾经开启了一个革命的时代，使得更注重个人自由的制度在许多国家萌芽。但是启蒙运动也有许多领域没有顾及，它没有马上质疑奴隶制，它没有质疑男性对女性的压制。

　　再到离小说更近的领域：启蒙运动没有触及我们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支配地位。

　　矛盾之处在于，我们运用技术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对动物劳力的需求越来越少，同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也不再那么倚重动物资源来养活自己，因为植物类食物的产量足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更健康。然而我们强加于动物的暴力却有增无减——如工业养殖、过度捕捞、破坏森林。所以21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一个宽广的命题：必须迫使人类-非人类动物关系中的暴力因素退让，要让一切社会关系中的暴力因素退让。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