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7: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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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张宝艳:

“建议拐卖儿童罪不设诉讼时效”

2018年03月0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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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张宝艳接受本报专访。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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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宝艳视频精剪

  从十多年前创办全国首个面对被拐、流浪乞讨儿童的公益寻子网站至今,新任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张宝艳帮助2300多个家庭团聚。

  张宝艳表示,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有四五十个家庭团聚后,却因为过了追诉期无法对人贩子追究责任。她建议,对拐卖儿童罪的追诉期进行修改。

  昨日,张宝艳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一个小细节帮助宝贝回家

  新京报:从2007年至今,宝贝回家寻子网已经帮助2300多个家庭团聚,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张宝艳:实际上就是大家常说的“互联网+”。我们利用网络把有价值的信息收集到一起,分“家寻宝贝”和“宝贝寻家”等板块,进行分析对比。志愿者整理信息时问得特别细,父母姓名职业、家附近的建筑物,小时候经历的事等。比如一个孩子说,自己小时候特别调皮,有一次把家里纱窗给剪碎了,让爸爸打了一顿。结果,有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小时候把邻居家纱窗给剪碎了,被我打了一顿。最后一核对,这个孩子就是他家丢的孩子。

  新京报:志愿者在网站最初建立时就有吗?

  张宝艳:刚开始没有。那时大家对我们特别不理解,他们都认为找儿童是警察的事。有一次我进一个寻子QQ群,说我希望大家来把信息发布在这个网站上,结果我就被踢出来了,认为我是进去做广告的,进去骗钱的。我告诉丢孩子的家长,说我建了一个公益的网站帮你们找孩子,不要钱,对方就非常警觉,认为我们是骗子。

  我爱人是老师,第一批志愿者就是我爱人的学生,有十几个人,他们到现在都还在。

  新京报:现在志愿者发展到多少人?

  张宝艳:马上就29万人了。国内各个省份、各个地级市几乎都有我们的志愿者,美国、日本、新加坡这些国家也有。

  创建网站源于一次“历险”

  新京报:在人们普遍不理解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网站?

  张宝艳:挺偶然的。1992年,我看一个报告文学《超越谋杀的罪恶》,反映的是几个家庭儿童被拐,寻找过程各种艰辛。那个时候还没听说过谁家孩子被拐,我觉得挺可怕,就担心这种事发生在我4岁的儿子身上。结果过了两三个月,有一天我妈到我工作的银行告诉我,孩子在商场丢了。我头发都竖起来了,想孩子是不是被拐了,就一边找一边哭。虽然后来是虚惊一场,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对这个群体特别关注,只要是看到报纸、杂志上有报道,我就找到联系方式,给人家打电话去安慰。在安慰的过程中,我发现所有的家长都说不知道现在还有人贩子。于是我感觉应该给大家提个醒,我和我爱人就写了一个电视剧本,以我爱人为原型,塑造一个搞计算机网络的人建立寻子网站。后来,剧本没拍成,我们自己建了一个网站。

  新京报:当时考虑过成本吗?

  张宝艳:当时想得特别简单。我想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支出,把这个工作辞了之后,把网站做好了,再重新找一份工作。

  当时没想到这个事情能投入做这么多年。最初以为只有几百个家庭,后来很快发现有成千上万个,工作也越来越忙,忙到我和爱人两个人都支撑不了,2009年就聘请专职人员帮我们做。其实那时候开销也很大,一个月往外掏四五千块钱。那时候电话费挺贵的,有一次去福建泉州,电话费没了,我让家里人给我充300块钱,第二天早晨又没了,又充300块。

  新京报:那个时候你们的捐款多吗?

  张宝艳:以前有一些企业想给我捐助,但是既然有人怀疑我目的不纯,我就不接受这钱。到2009年底,知道我们网站的人越来越多,信息也越来越多,当时北京一家企业的王总要给我赞助被我拒绝了,他就说大姐你这个观点不对,你做公益,不是说给你个人做的,你这个团队必须可持续发展,不然的话靠你自己,你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后来,我们开始接受社会捐赠,租了办公室,买了设备,网站才开始一点一点的扩大。

  DNA数据库是认亲最好渠道

  新京报:现在除了志愿者之外,还有什么力量支持网站寻亲?

  张宝艳:2009年时,我们找孩子一年也就找十几个、几十个,都不够一个月丢的。我们就感觉应该从源头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那年的两会前,在一个活动现场把材料给了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呼吁追究拐卖儿童的买主。濮存昕当晚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没想到被拐儿童是这个状态,你放心,我会去共同推动这个事情。

  后来,我们又写了一份中国被拐儿童犯罪调查报告,一位记者又据此写了报告转到公安部。当时,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就来电话,说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可以直接联系我。这太意外了,我们都很激动。陈士渠还加入了我们的QQ群,了解家长需要并出主意。2009年4月29日,公安部开始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4月下旬,公安部把我们请到北京座谈,我们提了一些建议,包括发现儿童失踪马上立案,马上侦查。很多被拐孩子认亲要做DNA,以前在哪儿解救的到哪儿去测,家长来回奔波负担挺重,我们建议做一个全国联网的数据库。结果,公安部不但建了数据库,而且所有的家长和孩子免费去测DNA。

  说实话,公安部对打拐的重视程度确实是没想到的。

  新京报:从2007年开始建网站到现在,你感觉拐卖儿童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张宝艳:变化太大了,当初只要是加我QQ的,几乎都是新丢孩子的家长,每天都有。现在很多地方警方把孩子失踪视同命案,经过这几年连续持续打击,新发案很少了。我们宝贝回家现在做的工作主要都是对积案进行攻坚。也有新增的资料,但基本都是以前丢的了。

  新京报:在解决积案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张宝艳:公安部的DNA数据库,是让被拐儿童认亲的最好渠道,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用上。

  新京报:拐卖儿童案还有社会土壤吗?

  张宝艳:有,买方市场的存在。如果不把买方市场打掉,肯定人贩子他还会铤而走险,因为有利可图。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已经对买主入刑了,对买方市场形成了震慑。

  未来将带动更多人做志愿服务

  新京报:今年你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有没有带来关于寻子或者打拐方面的建议?

  张宝艳:有。我提了两个建议,一个是对拐卖犯罪诉讼时效做修改,或者不设诉讼时效。我国对刑事案件的追诉期最高是20年,但很多儿童被解救是在二三十年之后,当初,警方只有在有证据表明孩子被拐卖时才给立案,但绝大多数家长找不到证据,所以这类案件基本都是按照走失处理,没有立案,因此现在都过了诉讼时效。这些家庭明知道是谁干的却没法追究,这不公平。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就有四五十个这样的例子。另一个建议是希望国家加大对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障。

  新京报:作为人大代表,未来5年将如何履职?

  张宝艳:我是一个公益团队的负责人,以后精力将集中在志愿服务方面,让宝贝回家志愿者团队向更多的公益项目发展,带动更多人去做志愿服务。作为代表,也将主要关注这一领域,并就此提出议案和建议。

  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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