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出台政策鼓励农业类学生重返三农

　　67岁的刘永好第五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此前他还当选过一届人大代表。

　　作为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好有着26年代表委员的经历，他自称“对两会比较熟悉，也比较有准备”，一共带来了6份提案，重点关注乡村振兴。在刘永好看来，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人。他表示，从2018年开始，计划用五年时间义务培养十万名新型职业农民。

　　对于最近引发热议的企业家网络陈情现象，刘永好表示，目前政商关系变好很多，因反腐倡廉，企业省心省事很多，度过了一个风清气正的春节。但在部分地区还存在机关门好进、脸好看，但事难办的现象。

　　谈重点提案

　　“未来五年义务培养十万名新型职业农民”

　　新京报：今年准备了哪些提案？

　　刘永好：准备了六个提案，重点关注乡村振兴。

　　国家提出乡村全面振兴、农业要转型等，这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极大机遇。作为一个在农业领域耕耘36年的老农人，我对国家的这些发展目标非常兴奋。但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一方面进行内部的讨论，还找来专家交流，同时我走访了黑龙江、四川、山东、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地方，广泛进行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次两会的提案。

　　新京报：乡村振兴方面提案的内容是什么？

　　刘永好：建议国家在培养乡村技术人员、新农村建设上给予重视和支持。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靠什么？当然靠政策。第二，要有投资进入乡村，做现代农业必须要有企业投资。

　　但我认为，现代农业、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人。近年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但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有一批热爱农业、愿意在农村耕耘、年轻有活力、懂科学有技术的人。

　　我今年两会提案的重点是，建议国家研究、制订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农业类大中专毕业生重返三农领域，创造条件让正在接受培养的农业人才回归农业和坚守农业；建议国家出台系列政策，制订适应现代农业需求的新农民、农技员的培养计划；建议国家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将之定为百年大计，并动员、集合社会力量，尤其发动一批涉农企业共同参与新农民、农技员的培养、培训。

　　我计划用五年的时间义务培养十万名新型职业农民，每年培训两万。对特别优秀的人员、对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人员进行表彰，每年表彰2000人。

　　新京报：如何培养这十万名新型职业农民，何时开始实施这一计划？

　　刘永好：从今年开始，目前我们的组织体系正在建设中，希望能够培养一批懂市场、懂经营、懂农业技术的人。

　　首先要培训种植业、养殖业方面的技术人员。大农业必须依靠科技，在注重效益的同时注重环保、食品安全等；第二个是农业基建方面的培训；第三个是电商方面的培训，把我们农村的产品卖到全国、卖到全球；第四个是新技术的培训，在农业领域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培养专门人员。

　　我们的培训不是大学式的培养体系，但比较务实、实用。受训人员的招募面向全国，既面向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也面向务工返乡的农民朋友、在农业领域耕耘很多年的农场主、农业企业的员工等。

　　新京报：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上，很多企业都在参与。但企业本身是追逐利润的，在盈利和乡村振兴、扶贫等投入上，两者如何平衡？

　　刘永好：企业肯定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经营，但企业在做大之后要有社会责任。越来越多城市的中小企业参与到农村的社会事业和扶贫事业中是好事，如果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把火烧得越来越旺，现代农业发展就更有希望了。

　　第二，企业如何平衡盈利和扶贫等方面的投入？我们在四川凉山、南充、陕西等地通过科技养猪的方式精准扶贫。贫困户可以拿到政府的扶贫无息贷款，我们把这种贷款作为贫困户的入股金，同时村镇集体也适当加一点钱来入股。这样，贫困户到养殖项目上工作，可以提升养殖技术能力，作为股东还可以分红。通过现代养猪业的发展，使得贫困户有了一份可持续的收入，形成了依靠产业持续脱贫、不再返贫的能力，企业也能够通过产业链，维系一种长久的扶贫机制。扶贫不能局限于输血，更重要的是要可持续，培育贫困地区的自我造血能力。

　　谈女儿接班

　　“放手让年轻人到第一线，允许试错”

　　新京报：新希望以农牧业起家，目前旗下既有实体的产业业务，还有银行、证券包括互联网金融，形成了多产业的布局等。今年是你女儿刘畅接手新希望六和的第五年，刘畅曾提到，你和新希望身上有各种标签：鹌鹑大王、饲料大王、农业一哥等。新希望发展的过程就是撕去标签的过程，对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刘永好：新希望这几年提出“企业四化”，第一化就是干部管理层的年轻化，这一标志是刘畅担任新希望六和董事长。传统农业之所以传统，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比创新型企业要守旧、落后，必须撕掉这种传统思维和想法，才能取得新发展。

　　这五年，刘畅的到来使得企业思维和变革上了一个大台阶。

　　以前我们的旧思维是投资、买地、建工厂招工人，这些方法在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有效，但今天投资、土地、工厂、员工再多，产品卖不出去还是不行。现在国家提倡消费升级，我们就要研究消费业务，比如80后消费群体的趋势，80后喜欢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为他们服务。新的消费群体代表新的消费趋势，我们要顺应这个趋势。在这方面，刘畅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她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新京报：在业务上，如果和刘畅意见不同，听谁的？

　　刘永好：刘畅主要负责信息化部分，我不过多干涉。现在我除了参与重要活动，其他活动参与得越来越少，放手让这些年轻人到第一线，允许他们去试错。即使他们错了也没关系，但现在来看，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对的。

　　谈政商关系

　　“反腐倡廉后，企业家省心省事很多”

　　新京报：最近，相继出现企业投诉当地政府或官员的个案，你如何看待企业家网络陈情的现象？

　　刘永好：十九大报告和中央25号文件都提到了“企业家精神”。其中，25号文在提出企业家精神的同时，还为新型政商关系指出了一个标准和方向。现在看，政商关系正在改善。

　　说实话，我们特别幸运。以前到年末，不少企业都要考虑是否要请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吃饭，是不是要送红包，究竟送多少，用什么方式送。还比如，请吃饭的话，喝什么酒？白酒、红酒、啤酒？以前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考虑这些问题。今年来看，因为反腐倡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干部也不出来吃饭了。企业家省心省事很多，度过了一个风清气正的春节。

　　一方面，政商关系变“清”了，但另一方面，总书记也要求：政商关系要“亲”，指的是和企业家亲切、亲近，脸要好看，门要好进，事要好办。以我们四川为例，过去一年，我们川商总会没有请市政府吃过饭，反而市政府请我们去座谈，我们提出的要求、建议、诉求等，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此外，四川省省长接待了我们川商总会的同志们，将每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作为省长接待日。在今年正月初八，四川省长召集全省各个部门一把手和来自全球各地的川商代表交流、听取意见。这让我很感叹，通过交流沟通既帮助了企业，又提升了信息，不少企业家都说现在的政商关系好了。

　　新京报：还有要改进的地方吗？

　　刘永好：不同地区，政商关系可能有点不一样，特别是在一些相对偏僻的地方，确实有一些企业讲过，机关门好进、脸也好看，但事难办。希望我们的国家干部在这方面能够像总书记提出的“亲”和“清”那样，帮助企业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推动经济发展。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