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为获自由，曾付出生命代价

　　晚清，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期，旧的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制度尚未建立。生机无限的新思想、新事物与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旧势力共生共存、此消彼长，使得女性的生活和观念异彩纷呈——不缠足运动还妇女健全的体魄，女学堂的兴建和女国民的意识觉醒使女性开始具备自立自强的品格，女子结成团体凝聚妇女力量。正是在这段艰难的过渡期，中国女性为争取自身权益和自我解放，付出了巨大代价。

　　重大观念变革

　　女性权利的明晰

　　新京报：晚清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过渡期和转型期，相较于从前，女性生活和观念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影响至今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当时及当今中国女性的思想与生活的？

　　夏晓虹：尽管笼统而言，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几乎都可以溯源到晚清，但如果谈论其时女性生活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变化，还要数不缠足、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以及婚姻自由的破土萌生。试想古代中国的女性，有缠足限制了行动的自由，不能普遍接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没有独立发声的社会渠道，也不可能结成以政治或学术诉求为目标的社团，连个人的终身大事都要由父母包办。而这一切的改变都始于晚清。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女性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办报、结社等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以及恋爱、婚姻自主的权利，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实在是经过了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几代人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达成。晚清女性思想中最重大的观念变革，是对于女性权利的明晰与持有。夺回失去的权益，也成为晚清女性解放运动基本的出发点和原动力。相比于现代的成熟形态，晚清女性生活与思想中的各种新变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没有晚清，何来现在？

　　新京报：最早提倡“男女平权”的群体是晚清的男性知识精英，为什么会这样？从男性的率先倡导到女性的自我觉醒，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又催生了哪些新观念和新现象？

　　夏晓虹：与历史上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相关，对西方“男女平权”新观念的接受，在晚清也形成了男性优先于女性、男性知识精英最先倡导这样一种特殊的局面。这和西方女权运动由女性自觉发动情况相异。而从晚清西学输入的进程看，这一新理念的发生，源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人的各项基本权利既然是天然拥有的，没有种族、性别与社会地位的差别，那么在一律平等的权利法则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自然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有幸成为女性启蒙者的晚清男性精英，虽然最初更多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需求而发出召唤，呼吁女性解脱身体的束缚，接受现代知识教育，和男性一样成为合格的国民。但禁锢一旦打开，在救国的大潮中，女性对自身各项应有权利的认知、看重与谋求恢复也必然相伴而生。这里的关键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晚清的女性已不满足于被男性解放，如吴孟班等晚清女界之先进已经认识到，妇女解放归根结底是女性的自我解放，女性理应成为这一运动的主导者。

　　新京报：在《晚清文人妇女观》一书中，你曾高度评价蔡元培的《夫妇公约》“非生活于过渡时代之人，不能有此心思笔法”，像蔡元培这样能够在家庭生活中平等看待女性的案例是否普遍？如从报刊等史料回溯历史，晚清女性的婚姻生活的大致状况是怎样的？

　　夏晓虹：梁启超把晚清称为“过渡时代”，我觉得是非常恰切的命名。晚清社会的半新半旧、方生方死，到处都留下了印记。即如蔡元培1900年所写的《夫妇公约》，虽然力求体现男女平等，提出家庭中以丈夫或妻子为主均可，但他以君臣关系比拟夫妇，以及无意间流露出的男性优越感，倒是证明了平权的实现并非一蹴可就。即便像蔡元培这样努力实践的先进者，也还需要不断校正认识偏差，逐步加深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一般社会大众的情况更可想而知。因此，就总体状况来说，晚清女性的婚姻还是延续着传统形态，但出现了“文明结婚”。

　　身体与精神解放

　　放足与兴办女学

　　新京报：在女性教育方面，女性走出家门，建立公共学堂，接受社会化的教育，也自晚清而始。女学堂的开办对于当时女性的精神解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夏晓虹：晚清女性生活中的新变化，核心要素实为女学堂的开办。女性从放足获得身体的解放，还必须进入新式学校读书，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无论办报还是组织社团，知识女性都是其中的主力或主要的诉求对象。“文明结婚”最先也是流行于学堂师生间。因此接受新教育确是新女性成长的关键一环。

　　我在《晚清文人妇女观》中论及的四位杰出女性：吴孟班、吕碧城、秋瑾与何震，吴、何二人均出身上海的女学堂，吕碧城和秋瑾又都担任过女学堂教习。这一共同的新教育背景，使她们可以及时感受与吸纳新思潮。因此，吴孟班发起创立上海女学会，以“增进妇女之学识”、“发达妇女之权力”为宗旨；吕碧城揭示女学的目标，在“普助国家之公益”外，尤为看重“激发个人之权利”；还有秋瑾从家庭革命到民族革命的人生历程，何震提出无政府主义的“女界革命”论——这些新女性的崭新言论与行动，全都是以新型女子教育为根基。

　　新京报：《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你指出“女性在社会现实中的处境远较男子复杂，遭遇的困扰也远较男性繁多”。以晚清为例，为什么说女性的社会处境较男性更艰难？

　　夏晓虹：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多于男子，比如“三从四德”，都是对女子片面的道德与行为要求。这些已成为常识，不必多说。由此也使得晚清妇女的解放之路走得格外艰难。我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设专章讨论的胡仿兰，就因为放足和想进女学堂，被公婆逼迫服毒自尽，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案例。因为缠足的功能，除了满足男子畸形的审美心理，更重要的是限制女性的活动范围，以便把女性禁锢在家中。因此，胡仿兰的放足才会让她的公婆十分恐慌，担心她“自行潜逃”，进学堂，信洋教，有辱家门，以致不惜将其置于死地。可见，女性为了获得自由，确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新京报：《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关注的是知识精英如何把现代国民常识灌输到女界，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几位最先发声倡导男女平等的晚清女性，是如何参与构建公共常识的？

　　夏晓虹：所谓“国民常识”，是借用梁启超的概念，意指国人都应当具备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在晚清的启蒙者看来，不仅当时的女界于此大有欠缺，男子也不例外。而普及国民常识的渠道有很多种。以秋瑾为例，她创办《中国女报》，编写《精卫石》弹词，创作《勉女权》歌曲，翻译《看护学教程》，分别涉及报刊、通俗文学、乐歌与教材，都是当时常见的启蒙方式。其中所贯穿的自由理念、民族主义、女权意识、卫生知识等，又都是构成晚清国民常识的要件。可以说，正是经由这样一点一滴、逐渐浸润的常识教育，现代国民才得以建构形成，现代国家才具有了稳固的基础。

　　推荐书目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6月

　　可与李又宁与张玉法主编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构成互补，后者史料搜集的丰富足以令人惊叹，我也从中受益最多。

　　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鲍家麟编的《中国妇女史论集》

　　当我1994年刚刚接触妇女史时，这两套丛书引领我迅速入门。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