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史明智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表情

　　长乐路，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在地图上，这只是一段短短的波浪线。波浪线里起伏着中国近现代波云诡谲的历史。法国人在这个曾属于其租界的路上种满梧桐；之后，日本人来轰炸过，又从这座城市撤离，新中国成立；后来，阶级斗争，工厂机器轰鸣；再后来，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了这个“魔都”里每一个人的生活。时代的洪流来来去去，唯有一片梧桐成荫，绿意长存。

　　美国人史明智（Rob Schmitz）就生活在这条波浪线的西端。作为美国广播媒体Marketplace唯一的驻华记者，他亲历了这座超级城市的巨变。2010年，他携家带口，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彼时，这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博览会，从他居住的公寓望出去，太多高楼正在横空出世，世博会吉祥物“海宝”的宣传海报占据了城市每个醒目的角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2010年并不是史明智首次来华的时间，早在1996年，他就作为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去往四川自贡的乡下支教，写《江城》的何伟（Peter Hessler），写《东北游记》的梅英东（Michael Meyer）都是他在和平队的同事。这几个美国人，拧成了这些年以“外国视角看中国”为主题的非虚构写作的一股力量。

　　从四川自贡到上海，剧变的环境让史明智感到，每一天都是一场冒险。以他居住的长乐路为支点，面目迥异的老百姓上演着闹腾而原汁原味的生活剧。遭遇“强拆”命运的“陈市长”有一堆弄堂的糟心事；卖葱油饼的冯叔总和老伴傅姨争吵不休，因为后者拿着全部退休金换了一个又一个“快速致富产品”，还拉着史明智参加各种诈骗退休老人的传销投资计划；年轻的男孩CK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三明治店，还通过手机做点手风琴的生意，在一杯杯的咖啡时间里，他和史明智倾诉着自己的精神困境；在远处，花店个体户赵女士为了老家大儿子的户口问题担心得睡不着觉……在中国生活越久，史明智越觉得看不懂这个国家。

　　作为一名报道中国经济的记者，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时，史明智并没有选择宏大的经济问题，他说这些年在中国学到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觉得自己了解这个国家。相比之下，他对自己在中国的居住社区更了解——每天在长乐路上来来去去，他扎入小人物热气腾腾的日常，看见一条街道上的中国表情。

　　街道里的微观中国

　　新京报：在决心要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时，你为何不去写自己关注的经济领域，而选择了你居住的长乐路这条街？

　　史明智：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不如说这是一本关于上海同一条街上一小撮人生活的书。我选择写一本关于我所在街道上的人的书，因为他们的生活很迷人，他们在大城市里尝试做的选择很有趣。这本书最初的形态，是一部长达一年的广播连续剧。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都会描述长乐路上的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

　　这是一个直接而单纯的想法。当时，我的目标是向美国听众展示，这些人如何融入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洪流，同时也试图呈现一种历史——即推挤着这些人来到这样的时代节点、并促使他们做出重大人生决定的历史。这本书是对这种努力的延伸，它让我有更多时间和空间，深入探讨这些选择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人的梦想。我相信，中国是一个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样化的国度。

　　新京报：长乐路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居住着上海本埠人和许多来寻梦的外地移民，作为一个在长乐路上长期生活的外国记者，你眼中的长乐路是否体现出一种混合的气质？

　　史明智：我不确定长乐路有别于其他街道的独特性是什么。事实上，它和中国城市的许多街道非常相似，我喜欢它。如果说它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这条街贯穿了中国最富有、最国际化的城市的心脏，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书中的每一个人。

　　陈忠道，一个老先生，他居住的弄堂社区阻碍了城市的发展规划，因此失去了他的家；CK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一边卖手风琴一边开着一家咖啡馆。正因为如此，他在经济上兴盛起来，但后来却觉得，这座城市盛行的物质主义让人感到空虚，他想通过更多的精神生活（比如向佛教寻求安慰）寻求人生意义；赵世玲是一名外来农民工，她开了自己的花店，但她的大儿子被迫回到家乡山东上高中，她的梦想就破灭了。上海的财富对许多住在上海的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新京报：你书里的故事，长乐路上的百姓遇到的问题，几乎涵盖了中国在现代化和城市化中遇到的一切严肃议题，作为书写者，你最关注的问题是哪些？

　　史明智：鉴于中国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历了动荡的历史，我认为21世纪对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时代，但经济发展过于迅疾，对个人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连带性损害。

　　作为观察员，我最关心的问题包括：

　　1、财富的涌入助长了中国社会更多的贪婪，以及物质主义的兴起——这些我们在美国并不陌生——这个问题对个人、团体以及当政者的心理和道德所产生的影响。

　　2、城乡之间缺乏平等，户籍制度阻碍了阶层流动，制造了一个永久性的下层阶级，他们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

　　3、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对中国千禧一代的心理影响。在写这本书时，我注意到的代际之间一个主要差别是——在很多情况下，年轻的中国人对微信和手机的依赖程度很高，几乎成瘾。

　　我知道说这些时，我听起来像个脾气暴躁的老人，但我担心那些整天盯着手机看的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我注意到，许多年轻的中国人与他人面对面交谈时，比年长的同龄人要困难得多。我相信这在美国也是如此，但这让我有点坐立不安。

　　在现代人身上看到的中国变化

　　新京报：1996年你曾作为“和平队”的成员去过中国四川，15年后你说自己有“作为记者重返中国的疯狂念头”，是什么让你对中国念念不忘？

　　史明智：1996年至1998年，我作为和平志愿队的志愿者，在四川自贡的乡下教书，2000年回到四川，在成都工作，从事自由职业记者的工作。我想是我在自贡当老师的经历激励我成为一名记者，并有一天回到中国。自从1949年以来，我是第一批住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人之一，这使我的经历既奇异又美妙。我意识到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中国，我发现最有影响力和最感人的故事是个人故事，这是我自2010年回到中国以来工作的重点。

　　新京报：就你写到的长乐路上的年轻一代，比如CK、大阳等人，你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中是否正在萌芽个人主义？或者说，这种个人主义有什么“中国特色”？

　　史明智：是的，我认为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路口：越来越多年轻的中国人有财力和自由来表达个性，这对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中国特色”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这样一种意味：一种为家庭利益服务的自我引导倾向。一些局外的观察者认为，这是对个人主义的限制，但我不这么想。

　　我认为，这是一种在互相关爱的代际之间，传递梦想和交换观念的做法。今天，老一代中国人越来越愿意去倾听孩子的意见和计划，让自己被孩子的想法所影响，这种变化比十几二十年前更有建设性。对于一种传统意义上比较僵化的父权制文化而言，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变化。

　　新京报：你在书里涉及很多对于“体制”的谈论，你认为不同代际对于“体制”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吗？

　　史明智：“体制”是书中一个主要人物CK的父亲一生都绕不开的概念，但我在书里把这个词扩大到了传统的父权制政治体系以及社会和家庭结构，这个概念贯穿了中国的历史。我把在“体制”中的生活比作在水里游泳——在那里，巨浪正把你推向大海。如果你屈服于它，水流会把你推向不知深浅的水域，你可能永远不会回到岸上。如果你试图直接逆流游泳，你就会淹死。生存的关键是——要让水流成为你自由泳的助推力，顺水流小心翼翼地向前滑行，最终摆脱它（水流）的控制。

　　我书里的每一个角色，都面临这个“体制”的一个面向，有的人被淹死，有的人被推入了大海深处，也有一些人找到了顺潮流而动的方式，把自己救了出来。每个人都用不同方法来闯出自己的一条路，如今，更是有了更多“智取”的方式。

　　新京报：你说那些关注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更让你感兴趣，为什么？

　　史明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看到了很多价值，我很想和那些对此有同样感受的中国人交谈。我住在上海，很多年轻人没有机会去探索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哲学，我认为这是一个耻辱。在美国的大学里，大多数的本科生都被要求学习文科教育课程，在那里他们学习古代史、经典、哲学等等。我一直认为，中国学校应该要求他们的本科生、让年轻的中国人都去接触中国古老、不可思议又复杂的历史、文学、哲学和艺术。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