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员额“有进有出”常态化运行机制

　　去年以来，于欢案等一系列热点案件吸引了社会关注的目光。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最高法副院长李少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把公正的判决比作一份合格的司法产品，那么裁判文书的说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份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为此，最高法将制定相关文件，引导法官“愿说理”“敢说理”“说好理”，以此打造更多的全民法治公开课。

　　已着手制定文件明确法官员额退出程序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在进行法官员额制改革后，有法官退出了员额。这是什么原因？最高法在这方面是否会有相应的举措？

　　李少平：十八大以来，最高法出台了很多文件，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落地生效，目的就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截至2017年底，全国法院从原来的21万名法官中遴选产生122706名员额法官，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33%左右。

　　各地员额制改革后，一些法官因为工作交流、岗位调动、辞职退休等原因退出了法官员额，所以一些地方在预留员额比例范围内启动了第二批员额法官遴选，上海去年率先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157名法官助理被遴选为员额法官并到基层法院任职，为基层法院补充了审判力量。

　　目前，最高法院已经着手制定有关文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明确员额退出情形和程序，对于司法能力不适应、办案绩效考核不达标的员额法官，要求及时退出员额，推动构建员额“有进有出”的常态化运行机制。

　　新京报：司法责任制改革后，过去要院庭长签发的文书，现在基本都由独任法官、合议庭直接签发。但是有地方法院领导认为，放权之后对案件不好管了，老百姓也担心对法官的监督弱化了、办案的质量难以保证。你认为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李少平：你说的这种声音我也听到一些，认为司法责任制改革后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法官的权力大了，对法官的监督弱化了，甚至以目前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和保障审判质量为由，又提出院庭长要审批把关。

　　其实，司法责任制改革从来没有要求放权后弱化监督，相反对法官的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坚决不能以监督为由重搞审批制，走回头路。对一个案件的监督，首先有诉讼制度程序来保障，比如我们国家有二审制度、再审制度等；其次有来自当事人、律师及诉讼代理人最直接有效的监督，还有来自人大、政协、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新闻舆论乃至社会各界的监督；同时法院内部还有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院庭长负有监督管理案件公正高效审理的法律职责，我们还要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和信息化建设，实现司法活动公开透明、全程留痕。

　　不能认为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对法官、对案件的监督就弱化了。我们要改变过去人盯人、人盯案的传统监督模式，创新完善信息化全流程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力度，确保司法权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控辩双方提出的申请或异议法院应作处理

　　新京报：近年来，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很多人关心的是，在纠正个案的同时，怎么建立起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机制。

　　李少平：对于冤假错案，最高法一贯坚持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同时反思这些冤假错案的成因，要更加注重从制度机制上加以完善，及时预防和最大限度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为此我们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同时为了解决实践中证据标准适用不统一、办案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文件；根据中央部署要求，我们还将重点指导上海等地高院制定常见犯罪证据标准，研究开发证据标准软件。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发生方面有重要作用。从法院的角度来说，怎么让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挥实质作用？

　　李少平：除了要扩大辩护覆盖范围，要想让刑事辩护发挥实质性作用，就要推动庭审实质化改革，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法院也要更加注重依法保障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对控辩双方当庭提出的申请或异议，法庭应当作出处理。要充分听取辩护律师辩护意见，注重在裁判文书中加强说理，回应辩护律师辩护意见等，切实发挥刑事辩护实质作用。

　　新京报：从去年于欢案等一系列热点案件来看，民众对法治的期待越来越趋向于法理、事理、情理结合，你认为司法改革怎么回应民众的这一期待？法院如何通过司法改革打造更多的全民法治公开课？

　　李少平：如果把公正的判决比作一份合格的司法产品，那么裁判文书说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份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关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说理若干问题的意见》。法院通过建立健全积极引导法官“愿说理”、“敢说理”、“说好理”的机制，不断地优化裁判文书说理。

　　像山东的于欢杀人案、河南的电梯劝烟案、河北的追逃交通肇事者案等，都是通过加强裁判文书说理，使裁判过程成为全民法治公开课，真正弘扬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核心价值观。

　　将升级裁判文书网 扩大文书公开覆盖面

　　新京报：去年8月，最高法在杭州设立了互联网法院，专门审理涉互联网的案件，目前运行情况怎么样？

　　李少平：杭州互联网法院自2017年8月18日挂牌成立以来，截至今年2月底，已关联当事人的案件100%在线审理，开庭平均用时25分钟，平均审理期限48天，一审服判息诉率98.5%。同样类型的案件，如果在普通法院、按传统方式审理，开庭平均要用60分钟，平均审理期限98天。

　　新京报：杭州互联网法院是探索新的案件审理模式的样本，在你看来，它在运行模式方面提供了哪些可借鉴的内容？

　　李少平：除了上面提到的直观的数字，杭州互联网法院创新了很多审判机制。比如它形成了一套网络诉讼平台、视频庭审机制为中心的诉讼流程和程序规则，让起诉、调解、立案、举证、质证、庭审、宣判、送达、执行等诉讼流程全程网络化。另外借助手机微诉讼平台，当事人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核验身份，在线填写起诉状，上传电子证据，完成申请立案，5分钟内就能完成立案手续。庭审也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当事人“一次都不用跑”。

　　针对职业打假、网络炒信、金融机构电子借款合同审查等问题，杭州互联网法院还确立完善了裁判规则，对《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立法的制定完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这些做法都有助于我们深化互联网法治研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

　　新京报：在司法便民方面，最高法今天还会出台什么举措？

　　李少平：在加强专业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继续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等方面，最高法今年都会有一系列的部署。另外今年我们将制定发布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说理指导意见，升级改造中国裁判文书网，不断扩大裁判文书公开覆盖面，着力提升用户体验。还将建立全国法院统一的案件信息查询系统，制定审判流程公开业务标准，并开展试点工作，推动司法公开深化。

　　新京报记者 王梦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