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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高质量发展不要人为推高增速”

2018年03月22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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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9日,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刘世锦,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今年两会期间,“高质量发展”被委员代表热议。

  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激发地方政府和企业发挥积极作用?新京报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

  在他看来,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要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比如,把就业指标放在优先位置等。

  高质量发展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刘世锦表示,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有效。长期延续的限制城市人口、以户籍和公共服务等挡住外来人口的理念与做法,将面临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改变。

  谈增长

  

  “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刘世锦: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重点是提升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去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也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加动能,都是必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之间,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5%左右,实际增长5%-6%,也可称之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

  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如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谈企业家

  “应优先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

  新京报:政府如何激发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刘世锦: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转入高质量发展,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将愈加突出。一方面,随着与国际技术与产业前沿差距的缩短,需要日益增多地探索、创新以前未曾有过的要素组合方式,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超过以往。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生存发展的基础并不牢靠,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保护、企业家预期、政企关系等方面,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一旦形势有变或遇到冲击,企业家行为问题就会被推到前台。

  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该摆在优先位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而不能仅限于并不稳定的政治承诺、政府文件或地方性、阶段性人事关系支撑,比如,有些地方就曾出现后任不理前账现象。对某些企业家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件重新审理,将有助于提高产权保护法治建设的可信度。其次,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形成“亲”、“清”相容的政商关系,划清政府权力边界,纠正脱实向虚倾向,使企业家精神聚焦于实体经济、创新驱动,而不是“套利”和寻租。此外,更有长远意义的是,充分理解企业家精神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形成崇尚、发展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和民族文化,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创新国度。

  谈挑战

  “政绩考核可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

  新京报: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刘世锦:中国转入高质量发展将面临着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与阶段性特征、我们所处的历史结构有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问题相关。

  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遍民众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与此相关的是政绩观,除了“认识”问题外,重要的是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比如,把就业指标放在优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构造新的评价指标,相应地,把GDP更多地作为一个预测性、结果性指标。

  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流动与优化配置。要素市场仍然是中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打破要素市场上的僵局。重大结构性问题的理顺与调整,包括行政性垄断导致的效率差异、脱实向虚背景下的经济泡沫、收入差距、创新驱动发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环境等。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受制于相同或相似的结构性矛盾。

  金融风险形成条件的变化与有效防范。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速,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首先是终端需求中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后的减速,带动产业领域的去产能,再带动金融领域的去杠杆,进而逐步形成与终端需求相适应的产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中国能否比较平稳或“有惊无险”地过好这一关,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

  谈机制

  “创新地方竞争机制适应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看待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

  刘世锦: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丢,不应该丢,也丢不掉,但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提升。下一步应通过继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廉洁、高效、有创造力的公务人员队伍,有正确激励、可问责、可纠错的运作机制。与此同时,通过第一线的试错纠错,积极探索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管用”办法。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重新构建地方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GDP挂帅的局限性愈加明显,可转为预测性、结果性指标。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比较。一个办法是设置一个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另一个办法是组合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指标体系。

  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也会有重要调整,将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不同类型劳动者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如此等等。

  事实上,地方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已经起步,不少有特点、有价值、有全局意义的做法和政策正在浮出水面。比如,部分二线城市开始“抢人大战”,放低门槛,拿出优惠政策,“给钱给房给户口”,吸收高校毕业生到本地就业创业。人才争夺不仅表现在所谓“高端人才”领域,也表现在普通劳动者市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难现象已持续多年,找一个保姆的难度往往不亚于找一个大学生的难度。可以预见,长期延续的限制城市人口、以户籍和公共服务等挡住外来人口的理念与做法,将面临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改变。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机遇将层出不穷,但谁能抓住并利用好这些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优势。

  采写/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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