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 镜中的村上春树

　　关于村上春树的讨论，永远不会停止。除读者、译者的争论外，文学界对于村上春树也评价不一。在有些人眼里，村上的作品能为他们提供结构上的启示，带来新鲜的写作方式，但对有些人来说，每次翻开他的小说，都读不下去。与其说不同的眼睛看到了不同的村上春树，不如说村上是一面镜子，通过它，能够映照出每个人独特的阅读趣味和审美判断。

　　中国作家、学者眼中的村上春树

　　他的作品逐渐有了知识分子的姿态

　　《刺杀骑士团长》是村上春树可与《1Q84》相提并论的一部厚重之作。村上的作品，自《且听风吟》《挪威的森林》以降，大概的变化趋势是由空灵转向沉重，由重情绪转向重观念，由关心一己事转向关心天下事，此书也在这条路上继续发展。如今的村上，对历史，对现实，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吐不快的责任感，逐渐显现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这在这部新作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刺杀骑士团长》结构颇见匠心，有着村上后期作品常见的借鉴推理小说的迹象；小说时间跨度很长，情节也相当复杂，作者过去的多部作品都在这里听到回声，一些我们熟悉的惯用的意象继续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他的集大成之作。

　　因为《刺杀骑士团长》，又听见关于“村上春树与诺奖”的唠叨话了。我说：诺贝尔文学奖原本就是高一脚，低一脚，高时像羡富，低时像扶贫，错过了太多机会，浪费了不少工夫。村上春树若是与不少得了奖的相比，他早该得了；若是与不少没得奖的相比，他还不配得。

　　他的小说像没有空气的房间

　　读村上春树还挺早，2000年左右。当时有个哥们极为推崇，我在县城里一直买不到，直到某天从地摊淘了本《挪威的森林》，漓江出版社，咖啡色封皮有点脏，买回家还用纱布蘸了皂水擦拭许久。不过读完没什么感觉。他的语言干净漂亮，我却未能与他的文字“共情”，中间老隔块说不清颜色的毛边玻璃。

　　这是很别扭的感觉，你知道他可能写得不错，可也仅此而已。这跟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三岛由纪夫、尤瑟纳尔、大江健三郎、远藤周作时的感受完全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并不好，人物也都疯疯癫癫，女性角色雷同，结构也乱，但读完后会颤抖，会睡不着觉；三岛由纪夫的小说有种吊诡的邪气，妖娆斑斓；而大江健三郎的文字虽然有时脏兮兮，有种生理上的厌倦，可读到最后内心会很洁净；远藤周作的小说缺乏结构意识，小说涵盖的哲学诘问却无比尖锐锋利。我知道偏见可能会影响判断力，多年后又买过本超厚的《奇鸟行状录》，读了一部分放下。我想以后不会再碰他的书了。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我承认他很精致舒展，文体上也自觉，但我在里面读不到浑浊的、诡异的、喧闹的人世气息和复杂立体的情感。他的小说更像是在密闭、没有空气的房间里，一群衣着华美的玩偶在活动。这种精美、伪饰、过滤之后的情感在我看来苍白且无意义。不过，那些热衷泡咖啡馆、夏天背包去西藏旅行艳遇的文艺青年会喜欢吧。

　　通过村上春树，我知道、阅读并喜欢上了菲茨杰拉德和保罗·奥斯特。这要感谢他。另外，我对他机器人般的规律性写作和坚持跑马拉松充满了由衷的敬意。祝福他能跑到一百岁。

　　村上的小说比较轻

　　村上春树的书卖得很好，现象级。这让一些人觉得他作品的文学品质比较可疑。我不大理解这种逻辑。印象里，《红楼梦》自雕版印刷以来一直流行，莎士比亚的剧院也曾座无虚席。这倒让我对所谓的“文学品质”生起狐疑，文学真的存在一个恒定不变的、只有一小撮领过某种许可证的人，才能心领神会的核与结构？

　　我不太喜欢村上的小说，觉得轻。尤其不太喜欢那种物哀感伤。纯属个人趣味，也可能与翻译有关。但在他的文本能感受到一个不同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所描述的日本，与全球化有关，与资本主义浪潮有关，与作为人子的孤独有关——此种孤独不仅是普世意义上的，也是日本这个民族的历史所遗。

　　他有自己独特的描述方式

　　村上不是一个复杂的作家，正如人生的沮丧与失败并不复杂一样。村上凭借对心灵自由的维护，将众多失败的都市人从现实的生活重压下解放出来。他的主人公，再怎么颓唐卑微，还可以听罗西尼的歌剧煮意大利面，这种触手可及的“英雄”姿态感染了很多平凡的人。他的小说世界常能够在各种突如其来的抽象和具象之间快速自由地切换，使得他这些年一直吸引各类读者的关注。

　　《刺杀骑士团长》借用传奇故事的外壳，暗含了一个孜孜不倦的小说写作者在耳顺之后对于“艺术创造”这件一生悬命之事的自我总结，如果说《刺杀》是他的集大成之作，或许应当是在这个层面上：一是主人公所说的“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也就是维护心灵在历史事件和现实境遇面前的独立自由，这是创造的前提；二是引用的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话，“即使一把扫帚，我也能用声音描述出来”，也就是对待万事万物不生分别心，因为最终衡量艺术家的不是他描述了什么，而是他有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描述方式。

　　村上的写作越来越市场化

　　村上春树的小说，主要是前期小说，表现的是人在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饱食社会”）中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写的是“宅人”（主要是“宅男”）对孤独的享受、对寂寞的体味、对无聊的把玩、对各种产品的消费，是在自由的时间、自由的空间、自由的人际关系中的煞有介事、想入非非、亦真亦幻的游戏，追求一种做茧自缚而又常常破茧而出的小确幸，表现一种纯审美的生活方式、超越的生存体验、不媚俗不合群的宅人姿态。这样的非写实派、非浪漫派、亦非现代派的写法，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日本文学及世界文学中是不可能见到的，由此带来了小说叙事方式的变革，因而受到都市小资读者的普遍欢迎。但是，近年来村上在尝到市场甜头之后，小说却越来越偏离上述风格了。为市场写作，结果只能如此吧。

　　日本学者眼中的村上春树

　　村上恰恰是在否认历史

　　●小森阳一（东京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左翼批判知识分子）

　　在《海边的卡夫卡》内部，琼尼·沃克即田浩村一，也就是卡夫卡少年的父亲，成为集合了一切罪恶的象征性人物。由此，个体的杀人或杀猫行为，与“战争”及大屠杀等，一并作为同等的联系被连接起来，从而构建出了一个将其全部处理为“无奈之举”的话语体系。中田这一出场人物的设定，使“战争”与战后日本的历史总体在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成为“空壳”，成为从“战争”到战败，直至战后日本社会的“一本书也没有的图书馆”，从而表达了拒认历史、否认历史、隔断记忆的不寻常的恶意。村上的媚俗之处在于，满足一种在日本已经社会化和大众化的无意识欲望，以及一个作家与此迎合的具有危险性的文学转向。（《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

　　“村上现象”是都市化成熟的标志

　　●藤井省三（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

　　在中国大陆，从1992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的GNP再次加速，上海的情形已经接近《挪威的森林》所述故事背景的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济水平。这就不难理解北京、上海的居民为何会在90年代出现“村上现象”。“村上现象”从日本开始，依顺时针方向在台湾、香港、上海、北京的东亚地区回旋传播，以此即可断定，战后东亚社会的连锁反应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密切关联。东亚各个城市对村上春树的接受，正可视为现代都市趋于成熟的标志。（《当代文坛》2013年01期）

　　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进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