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我牙齿的故事

　　这，是一部关于我牙齿的故事：一部关于我这些收藏品、它们独有的名字和它们经回收后焕然重生的作品。像其他所有故事一样，我的故事有开端、中间和结尾。就像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故事剩下的部分是文学，有比喻、夸张、省略、寓言和迂回。

　　——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我牙齿的故事》主人公）

　　除了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世上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想着要为自己的牙齿著书立传。

　　没错，就是牙齿。《我牙齿的故事》里，又被大家亲切地叫作“高速路”的古斯塔沃·桑切斯，想讲一部关于他牙齿的故事：从出生时就有的四颗乳牙，到长大后不愿被人见到的满嘴糟牙，再到一次拍卖会上拥有了原本属于玛丽莲·梦露的牙齿……古斯塔沃·桑切斯的人生也因他的换牙理想而改道驶上了高速路：四十岁后，他从墨西哥城莫雷落斯大街果汁厂的一名保安，一跃成为世界上自称最棒的拍卖师和收藏家。“我叫高速路。在世界上所有站在台后高声吆喝的拍卖师里，我，是最棒的。”每次拍卖会上他都如此开场。

　　除了擅长拍卖，“高速路”还热衷收藏。他受到前辈勒洛伊·范·戴克一首名叫《拍卖师》的乡村民谣的启发，开始环游世界并在旅途中收集各式各样的物件：古地图、车零件、老报纸、旧硬币、自行车、铃铛……它们看上去那么普通，又不同寻常。他好像并不在乎它们实际的物质价值，因为他知道自己总有办法让它们不同凡响。

　　“物件的确会被提及，但无关紧要，它们并不是拍卖所围绕的核心。”核心是物件背后的动人故事，高速路很早就对故事的重要性有所觉察。他还在师傅俄克拉何马老师总结的夸张、比喻、迂回、省略四种拍卖方法的基础上，自创了寓言拍卖法，并坚持相信“在使用寓言法的拍卖中，与其说是拍卖物件，不如说是拍卖给予物件价值和意义的那一个个故事。”

　　所以《我牙齿的故事》的落点也许并不在牙齿，而在于一个个或虚或实的故事。如果说最初读时只能跌跌撞撞跟紧“高速路”的步伐，听他巧舌如簧、渲染夸张，那么估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明白，作者瓦莱里娅·路易塞利不只为“高速路”留下一部虚构的传记，她还设置了一场直到最后才让我们恍然大悟的游戏。

　　区分

　　从物件到故事

　　艺术品如何获得价值

　　一个男人被起名为“约翰”，可能因为“约翰”是他父亲的名字；一座小镇被命名为“达特茅斯”，可能是因为“达特茅斯”位于达特河的河口。但是“约翰”这个名字，字面上并没有父子同名之意：同理，所有叫“达特茅斯”的地方不一定都位于达特河河口。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相较于“高速路”的魔幻传奇，其实最先让人好奇的是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在每个故事章节开头设置的引文，因为那六段看上去一本正经的语言哲学讨论实在与墨西哥式的天马行空怪诞风格不相匹配。尤其是弗雷格关于符号（sign）、符号的意义（sense）和符号的所指（reference）的区分，以及克里普克关于“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的界定，这完全是哲学课堂上才会分析研读的文本。

　　更知名的要数罗素在《论指称》（On Denoting）中那段经典的关于“摹状词”和“专名”的讨论也被路易塞利借来一用——假设“《威弗利》的作者”并非指“司各特”，那么“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这句话将是错的，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果“《威弗利》的作者”指的是“司各特”，那么“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这句话将为赘述。但实际上并不是。因此，“《威弗利》的作者”这句话既不指“司各特”也不指其他任何事物，即“《威弗利》的作者”什么都不指——这段论证听上去缠绕得云里雾里，但其实说明了“《威弗利》的作者”和“司各特”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表达，虽然在日常语言中，当我们说“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这句话时，并不能觉察到有什么不一样。

　　而路易塞利一直想借“高速路”之口做的其实也是这件事，就是反复提醒人们要有意识地做出区分。用拍卖师“高速路”的话来说，这是故事和物件的区分；用哲学家密尔、弗雷格、罗素的话来说，则是“约翰”这个名字和叫“约翰”名字的人的区分，符号意义和所指的区分，以及“《威弗利》的作者”和“司各特”的区分。而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将它们混为一谈，正因为这样，“高速路”才能又是比喻又是迂回，还极尽所能地夸张放大——即便那是“看上去黄黄的，旧旧的，也许还有些不平整”的牙齿，但这些缺陷并不重要——它们是玛丽莲·梦露的牙，仅仅这一点就能让整个故事顿时美妙。

　　实验

　　从果汁厂到艺术馆

　　艺术如何真正走进生活

　　本书设计的游戏其实是将物品从赋予它们价值和权威的背景故事中摘出，将杜尚的创作模式颠倒。看看这些脱离了背景故事的物品，它们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它们的见解是否会受到任何影响。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然而，故事、寓言、意义，其实是可以试着被抽离的。那副牙齿如果没有梦露故事的加持，不过就是普通的牙齿。艺术家、作家们也是如此，如果不是笼罩在巨大光环下，他们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人。路易塞利在《我牙齿的故事》里轻而易举地用她的方式将他们的光环褪下：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成了“高速路”的邻居，还死于破伤风；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则成了老色鬼，在电台的教育频道主持某节目；日裔秘鲁作家卡洛斯·Yushimito是“高速路”在伦敦大街发廊里遇见的拍卖导师；拿破仑想必是与“高速路”十分契合的歌手，因为后者不时就冒出几句他的歌词。高速路在文哲系进修时读到的柏拉图、圣·奥古斯丁、彼特拉克、蒙田、卢梭、伍尔夫、博尔赫斯也都派上了用场，他在一次拍卖会上把他们的生平都安到了他自己换下的那口糟牙上，这让它们在竞价中实实在在地多卖出好几千比索。

　　路易塞利当然不只是为了趣味和炫技才做这样的设定。她把大师们拉下神坛，安上奇奇怪怪的角色，无非是想揭示他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所以，当人们觉得艺术只有艺术家和作家才可以参与讨论和创作，路易塞利却想表达不是这样的。就像“高速路”的人生一样，拍卖会和果汁厂之间也能架起桥梁，艺术家和工人，以及艺术作品和果汁也是一样。而《我牙齿的故事》正是这样一部充当“桥梁”的作品。

　　这是直到“后记”里路易塞利才向我们告知的，“这本书是一系列协作的成果”。除路易塞利，真实存在的位于埃卡特佩克的胡麦克斯果汁厂的工人们也是作品创作者。他们借鉴了19世纪中期古巴雪茄厂的朗读模式，让工人们每周都能在朗读会上读到路易塞利新近完成的写作，“工人们的朗读会被录下来，并且每周寄给我。这样我不仅可以听到他们朗读作品时的声音，而且还有他们的评论和批评。我将集会中提出的建议和评论记下，然后再动笔写下一周的稿子。”

　　工人们同路易塞利并未见过面，却也能通过文字互相交流。除此之外，书中所讲述故事中的很多桥段，都“来自工人们在每周聚会上闲聊时所讲述的个人趣事”，路易塞利只是将人名和地名做了修改。就连文字后的插图也是胡麦克斯艺术收藏的两位员工哈维尔·里维罗和狗子在工厂附近街区拍的一些作品，所以路易塞利把他们的合作模式概括为“狄更斯+MP3+巴尔扎克+JPG”。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距巨大：艺术馆与工厂，艺术家与工人。艺术作品与果汁。我应该如何在它们之间搭建桥梁呢？文学作品是否可以作为中介促成两者接触？我决定以一种间接相关甚至寓言的方式来写一写艺术世界，并专注于工厂里的生活。”其实这本小说的形成本身，就是弥合这两个世界所谓差距的极好说明。就像路易塞利把题记“献给胡麦克斯工厂里的工人们”，这其实就是一本为他们而作的书，他们不仅是小说的第一批读者，还给了这本书现实的语境，并共同参与到了它的创作之中。是他们身处在这些亦真亦假的故事之间，也是他们真正让艺术走进生活。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