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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纳根 我写作的野心,是理解善恶、记忆与爱

2018年03月2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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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1961-),澳大利亚作家、记者、制片人。小说代表作有《河流领路人之死》《一个巴掌能拍响》《古尔德的钓鱼书》等。其中《一个巴掌能拍响》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入围第48届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2014年,他凭借《深入北方的小路》摘得布克奖。
《深入北方的小路》
作者:理查德·弗兰纳根
译者:金莉
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在泰、缅交界的他念他翁山脉与比劳山脉的原始森林里,泰缅铁路沿山势蜿蜒而卧。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之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遭遇重创,为运送作战物资,日军胁迫6万多名盟军战俘和约30万名东南亚劳工,在一年多时间内修建了这条铁路。在高温高热的热带雨林中,悬崖峭壁之上,战俘与劳工仅靠锤子等简易工具开凿。疾病、饥饿、过度疲劳、奴役、虐待、体罚、屈辱,1.6万战俘和9万劳工在此殒命。全线415公里的路,平均每修筑1公里,就有约600人丧命,因此这条铁路也被称作“死亡铁路”。

  理查德·弗兰纳根的父亲阿奇·弗兰纳根,一名普通澳大利亚士兵,二战期间在爪哇岛被日军俘获,后作为盟军战俘被运往泰缅,参与修建死亡铁路。他从这场劫难中侥幸活了下来。

  差不多70年后,他的儿子凭借长篇《深入北方的小路》(以下简称《深入》)摘得2014年布克奖。小说以死亡铁路为背景,以父亲的经历为原型,双线讲述身为俘虏的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一面竭力营救手下的士兵,一面追忆生命中唯一一次爱情。逃出生死线后,他却再也不会与人分享,不懂如何去爱。

  书的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献给第三百三十五号俘虏。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被我父亲的军官搧了三巴掌

  战争的邪恶和残暴并不在我俩之间

  十二年了,理查德·弗兰纳根还在写。他不想让《深入北方的小路》和市面上有关“死亡铁路”的书一个样。可是,太难了。刚开始,他劝自己“别碰”这个厚重的题材,“可能会毁了它”。随时间推移,他却发觉,父亲太老了,如果不趁他在世写完,就永远完不成了。于是写书的想法“不停膨胀着”:“我不写这本书,就再也写不了别的书了。”为此他试过很多办法,用第一人称讲述,增减人物,尝试更柔和的叙事语言,都不行,烧掉手稿,重新开始,“就连写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句子都难”。

  “为什么万物之始总有光?”小说伊始,读者被带入如梦似幻的往事回忆,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的人生就此展开。“快乐的人没有过去,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作为战争幸存者回到澳大利亚的埃文斯得到了英雄般的褒奖,却失去了爱情,他陷入漩涡,爱,战争,人性,“要活下去就必须有一个荒唐的信念,那就是你能活下去,这信念高于一切”。阿奇·弗兰纳根也是这样,为穿过一生中的惨烈绝境、荒诞的记忆之谷,他不在意功名利禄,向往自由胜过权力。弗兰纳根成年后,才意识到,“父亲一生都被这个创伤改写了”。

  写作《深入》接近尾声时,理查德·弗兰纳根决定亲自去趟日本。当他站在这片曾给父辈带去苦痛记忆的国土时,却发现日本人“友好、善意、慷慨”,这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悲伤”。东京郊区,一家出租车公司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了当年父亲所在战俘营中的韩国守卫,书中“巨蜥”崔胜民的原型。战后,“巨蜥”因战争罪行被判处死刑,后获减刑,并在1956年针对战犯的大赦中被释放。这位93岁的老人透过浑浊的眼睛告诉弗兰纳根,他不记得了。

  “请你搧我三个耳光。”弗兰纳根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日军战俘营,搧耳光是战俘受到的日常体罚方式之一。“巨蜥”难以置信地盯了他两秒,然后缓慢起身,扭过上半身,带动肩膀、手肘、手臂,搧在弗兰纳根脸上。一,二,三。“他本人或许真的不记得了,但他的身体记得。”弗兰纳根回忆说,被搧到第三巴掌时,整个房间的物件从墙上倾倒下来,周遭闪着诡异的光,有那么几秒钟,他似乎失去了意识,“好像东京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他望着老人,老人茫然望向他,“我走了那么远的路,只为了亲自体会战争的邪恶,但邪恶和残暴不在那里,不在我俩之间”。

  日本之行使弗兰纳根明白:“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评判任何人,因为我不想让它成为反驳别人的武器,事情发生了,已经在那里了,你必须了解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做。而如果你指责、做道德批判,就相当于是接续了这种邪恶,将它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是更大的灾难。”

  从日本回到澳大利亚之后的一个星期三早上,弗兰纳根写完了全书的最后一行。他将书稿发给出版社,出门,到医院重症加护病房看望父亲。父亲见了他,问:书写得怎么样了?他答:写完了。当天中午,父亲过世。他没能等到这本书拿奖,在43个国家出版,也没能读到日军战俘营其他幸存者读到这本书后,给儿子寄来的信:你说出了基本事实。

  要记住,也要警惕仇恨

  我见证过丧失记忆的族群陷入慌乱

  1961年,理查德·弗兰纳根生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在这座被称为“世界的尽头”的岛上,人们世代在森林里生活,砍树,挖洞,没人写作。弗兰纳根的祖父母不识字,全家唯独父亲“对写下来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三四岁时,小弗兰纳根就想当个作家,只因这在父亲看来是件“了不得的事”。

  小说处女作《河流领路人之死》问世前,弗兰纳根做了差不多十年工人,平时在建筑物上做工,夏天替人家的花园浇水种树。上世纪九十年代,远在北半球的中国经济崛起,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丰富,成为中国钢铁制造的主要原材料产地。远离城市的荒地大多矿产富足,报酬不菲,一些塔斯马尼亚人专门乘飞机去打工。写《深入》的过程太过漫长,花光了弗兰纳根所有的钱,虽不情愿,他还是考虑去矿上打工赚钱,好继续写作。好在布克奖的5万英镑奖金救了他,得奖后,媒体问他用5万块做什么,他说:“生活。”

  在弗兰纳根生于斯长于斯的塔斯马尼亚岛,坐落着有“澳洲的古拉格”之称的阿瑟港监狱。1830年至1977年间,这里曾关押超过1.2万英国重刑流放犯人,“整座岛都是英国王室的囚牢,英国人把罪犯押送过去,他们一辈子在那里劳作,定居”。世代沿袭,无论是曾经的王室罪犯,还是原住民,以及他们的后代,都能隐约感受到某种与历史有关的“记忆的压迫”,“他们终其一生都试图去了解这创伤究竟是什么”。或许正与此有关,从《河流领路人之死》到《一个巴掌能拍响》再到《深入》,弗兰纳根都在探索关于“记忆”的秘密,“我见证过丧失记忆的族群是如何陷入慌乱的”,他说。

  弗兰纳根耗时十二年写《深入》,“野心就是理解善恶、记忆与爱”,然而,“最终一无所获,什么都没弄明白,真的”,他呷一口桌上的咖啡,自嘲般苦笑着。

  因为父亲深知被仇恨吞噬的滋味,也明白日后消化、舍弃仇恨的艰难,弗兰纳根反复提醒自己:“警惕仇恨。”他从小说中的细枝末节中一点点剔除道德审判的蛛丝马迹。唯有同情,方能了解;唯有了解,方能同情。他因而爱上日本文学闪耀的哲思和诗意隽永的美,写作方式也受到日本作家注重细节的影响,就连《深入》的每个章节开头都是一行俳句。

  不独日本文学,弗兰纳根同样欣赏威廉·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跃跃欲试,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尽管他自知同这些标准还有距离,“不过写作本身的意义,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增添一点与美、与意义有关的事,它不会伤害别人,而对于爱它的人,它会回馈他以歌”。

  “岁月为百代之过客,逝去之年亦为旅人也。于舟楫上过生涯,或执马辔而终其一生之人,日日生活皆为行旅。”元禄二年三月下旬,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由松户北上,行程两千四百公里,写下这首《奥之细道》,此为开篇。《奥之细道》,译成英文便是——《深入北方的小路》——回馈给弗兰纳根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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