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日记中的西南联大“秘闻”

　　郑天挺（1899-1981）是著名的明清史学者，建树颇多。他早年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七七事变”后一度留守北平，主持北大校务，后护持学生南下，成为西南联大的史学系教授。1940年，郑天挺受邀出任联大总务长，参与学校管理。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即详细记录了他在此期间生活、工作状况。郑天挺在日记中，曾怀疑自己日记的价值，“时事不书，个人之胸臆感想不尽书，读书所得又别书，每日徒记起居行止，大无味也”，只希望能在“起居外略有论述，以矫己弊”。

　　但在今人看来，作为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郑天挺现存日记中留下了太多有关西南联大细节，其中既有相关回忆中常见的战时跑警报、高物价，也有大量少为人知的“秘闻”，涉及校际矛盾、学校管理，乃至教授丑闻，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西南联大。

　　郑天挺

　　（1899-1981）又名郑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首占乡人，生于北京。1924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郑天挺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领域卓有建树，主持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工作数十年，培养了大批文史人才，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著有《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史学名著选读》（主编）等；主要论文有《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清代的幕府》《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等。

　　1 出掌总务，纯属无奈

　　西南联大建立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依旧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分别在昆明设有办事处，处理本校事务。至于联大整体校务，则由常务委员会（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及其下设的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负责。1939年末，心理系教授沈履辞去总务长职务，并推荐郑天挺继任。次年初，联大常务委员会决议：“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

　　郑天挺长期任北大秘书长，具有相当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他在日记中早有“此次南来，决意读书”的话，不想再在事务性工作上分心。于是郑天挺多次向梅贻琦请辞，但常委会成员杨振声、冯友兰等上门敦请，并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字条。

　　僵持至1940年1月下旬，周炳琳、查良钊等同仁开始以“为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的理由，劝郑天挺暂时“牺牲个人”，意即身为北大教授的郑天挺不能太拂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面子。同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亲自承诺，总务长一职只让郑天挺当到暑假，然后就另聘他人。郑天挺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当时心虽不愿，但师命又不便违”，更要“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得不勉强受命，出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

　　从此，郑天挺过起“八时起”、“九时入校治事”、“十二时归”、“三时再入校”，直至“十二时就寝”的规律生活。总务长的日常工作，如其某天日记所道，“勉仲来谈购公米事，与月涵商调整薪俸事、职员惩戒事”——勉仲是查良钊、月涵是梅贻琦。

　　郑天挺被迫任职，从来没放下辞职的念头。1940年8月，早先约定的暑假已过，但因联大旧校舍租期将到，迟迟没能找着可搬的新地方，郑天挺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做，预计“学校校舍问题解决后”，再辞总务长。同年9月，一听说沈履有意回联大，郑天挺就在日记中乐观表示“余之脱离苦海或有期矣”。然而，联大校舍问题迟迟没能解决，沈履也没有再回联大，郑天挺期望中的辞职机会，一直也没能出现。

　　对于郑天挺的工作，任继愈曾有回忆，“他处理那些极琐碎、极不起眼的总务工作，从容不迫，办事公道”，尤其“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弭于无形”，而“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曾对人表白过”。《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恰为任继愈以上回忆提供了丰富的佐证。

　　2 协调三校，力避矛盾

　　郑天挺为了不伤害北大、清华关系，才同意总务长的任命，他就职后，一大任务也是处理校际矛盾问题。1940年9月，梅贻琦被一些教授指摘，一度欲辞去联大常委会主席职务。郑天挺日记中推测，如果梅贻琦辞职，继任者必是蒋梦麟，同时自己任总务长、樊际昌任教务长、杨振声任秘书主任，那么“等于以北大治三校，此事之万万不可者”。

　　为照顾三校权力平衡，郑天挺一面向老师蒋梦麟建议，必须让“清华、南开各任一长”；一面给梅贻琦去信，称“先生若去，则天挺当立即离去也”。郑天挺还代表蒋梦麟，前去挽留梅贻琦：“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关系甚大”，才打消了他的去意。

　　联大八年，之所以一直由梅贻琦主持，除了蒋梦麟、张伯苓长期在重庆，无法再照顾昆明校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梅校长能动用清华的中美庚款基金，补助西南联大的经费开支。但清华人对基金的使用十分敏感，郑天挺1941年4月的日记提及一件事，“枚荪（周炳琳）来，晤于办公室，谓清华大学因北大向教育部请款，部拟自从清华基金拨五十万，甚感不平，以为北大用政治力量压迫清华。”指责北大占用清华的庚款基金。事实上，如郑天挺所记，北大“决无分润或剥夺清华基金之意”，蒋梦麟也及时向梅贻琦说明了情况。

　　校际争端还从国内延伸至海外，出身清华的陈福田告诉郑天挺，“美国北大学生甚少，清华最多，南开次之，联大学生均参加清华同学会”，郑天挺认为“此可注意者也”。

　　1944年7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西南联大同时，赠送了一批物品，也是郑天挺组织北大、清华、南开和云大四校均分，北大分得“显微镜二架、笔二套、刀二把、剃刀二把、刀片二盒、缝具三套、铝条二盒、胰子一块”，只有一些药品统一存放在联大。

　　至1945年，战事行将结束时，郑天挺开始考虑善后事宜，其中有一条就是“请教育部承认北大、清华、南开之存在，一切权益与他校等”。由此可见，三校从来都是各自独立的，联大仅仅是如梅贻琦所言，融合了三校的原有精神。

　　3 人事纠纷，耐心处理

　　总务长需要处理的日常事务还有很多，比如复杂的人际关系。1940年7月，联大会计主任和事务主任交恶，郑天挺勉励他们“勿因私忿误公务”；到了8月，联大事务组和会计师又发生摩擦，郑天挺只好“约事务、出纳、会计各主任谈话，并为诸人调停。”同月，傅斯年和姚从吾发生纠纷，坚决要辞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职务。郑天挺想当面调解，就派车到乡下，接傅入城。谁知傅斯年来了后，又大发雷霆。郑天挺在日记里无奈地写下原因，“以余之接其来而无重大之事也，以为骗之”。好在最后说服傅斯年没有辞职。

　　涉及薪资的问题更难处理。有几个联大职员看到文书组（总务处下属部门）主任朱汇臣拿到教授奖助金，就给学校写信，要求同等待遇。朱汇臣认为这些人有意针对他，愤而辞职。郑天挺出面无效，在日记中慨叹，“奖助金之发系由部自定，而非由本人所请。则汇臣自不负责，其欠缺处，在请审议资格时，与现任教授同呈并列耳。”

　　朱汇臣走后，梅贻琦、郑天挺几次请联大秘书章廷谦继任，都被回绝。章廷谦向陈雪屏抱怨时道出原因：“学校不知其地位，此事有类侮辱”，“从前今甫（杨振声）为秘书主任尚不能以属下示我，现在何能听命于总务处。”章廷谦战前曾在北大任教，自然不愿被人看作职员。郑天挺急忙向章廷谦申明：“个人已代为尽最大之努力”，“绝无视之为属下之意”。

　　中文系教授罗常培是郑天挺最好的朋友，他1944年夏提出，想在新学年的上学期开四小时课，下学期不开课，仅指导研究论文。闻一多听说后，表示：“我亦效法。”朱自清也不甘落后：“我亦不开课，或仅教大一。”郑天挺日记中说，“国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传于外，亦将贻人口实。”老教授们个个“偷懒”，真让郑天挺为难了。

　　1945年2月，联大更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事：物理系将所存的一个电表，以15万元卖给南院宿舍。郑天挺得知后，认为系里直接将东西卖给学校不妥，于是变通一下，在给物理系的常规经费外，多拨给15万，给他们购买仪器。有人就此散布谣言，说庶务赵世昌勾结物理系，把电表私卖给外人，原价100万，只收了15万。郑天挺当即找来造谣的两个人，告诉他们：“凡事有不明白者，可随时来问，不应无中生有，造作谣言。”事后，郑天挺在日记中分析，“此事不过因不满赵世昌之管理建筑，故为此不负责之批评，而不知其牵涉之大，影响之大，故不能不严格处之也。”

　　4 繁忙操劳，不忘治学

　　郑天挺当初不肯当总务长，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想为这些杂事分心，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术上。当无可奈何地被诸种杂事缠身后，郑天挺依旧努力坚持本职工作，在教学方面，按时授课、命题、判卷；在学术方面，则利用晚间空闲读书和研究。

　　对联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郑天挺也极为关心。1940年10月，联大校区被炸，郑天挺“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时宣布下午发贷金一月，并设法救济被难学生”。1943年6月，郑天挺从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联大外文系学生）那里得知，“一年级考试作弊者甚多，尤以大班人多者为甚”，认为“此非深究严惩不可也”。对于自己所授的明清史课程，即是严格要求。

　　在郑天挺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阅读的内容，如“读明人笔记”“检《东华录》”“读《吴梅村集》”“检校《熙朝新语》”等，即使是跑警报，在防空洞也要“携《云南通知·俗祀》一册读之”。昆明战时经常停电，郑天挺认为，“今谓无电灯不能读书，盖自弃之遁词耳”，他身体力行，点油灯也一样读书、撰文至深夜。

　　1943年6月，郑天挺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初稿，他日记中感叹，“此文随辍且两月，此可见余之栖栖终日不遑笔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对抗战之大时代及国家民族也。”郑天挺战时所撰《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等，都是清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同时，郑天挺对学术虚名看得很淡。1944年5月，郑天挺收到蒋梦麟的信，“谓学术审议会定余论文为三等奖，并云‘大著之价值，佥认为应得二等，因分量太少，故与他相较只能给三等’云。”在郑天挺看来，“余能得三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怨”，但“学术论文而以分量衡量，斯所未喻，决意辞不接受。”过了几天，有人告诉他：“教育部新定章程，送审议者论文必在五万字以上”，郑的文章“不及其数，故列三等”。郑天挺颇为不解，“余文果与新规定不合，应不予奖或退还，今由二等改三等，何也？”于是拒绝受奖。

　　应该说，郑天挺是联大学者致力学术的一个典型。为鼓励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教育部从1941年-1946年，举办了六届学术评奖活动，分别给予一、二、三等奖获得者2000-10000元奖励。联大教师先后获奖30余次，包括一等奖的周培源《激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与结构》，以及冯友兰《新理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

　　当然，郑天挺也有懈怠的方面，如1940年6月，他“与介泉（潘家洵）谈补习英文，余颇欲乘此暑假用功英文，余于此太差，不得不努力也”，但是后来几年的日记中，极少看见郑天挺学英文的记录。相反，练拳健身和掷“升官图”游戏的时间很是不少。

　　5 身在书斋，关心国事

　　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还能看到学者们对时局的广泛关注。如对战争走向，1940年5月，郑天挺“与公超同往才盛巷，知欧战甚激，荷兰已降，比军亦败，于是知我国抗战三年真不易也，只此已足睥睨当世”。1941年2月，郑天挺“以日人不南进为忧。盖深恐日不南进，不与英、美冲突，一旦德、义失败，单独议和，将置我国不顾也”，害怕欧洲战事一旦结束，英、美会放任日本侵华。幸运的是，日本空袭珍珠港，将美国拉入了战争。

　　1942年4月，郑天挺还和文学院院长潘家洵打赌，很乐观地预测，战争至第二年夏天就能胜利。郑天挺写下一个字据：“郑天挺曰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夏同盟国必胜，中国必胜。证明人：潘介泉。”郑天挺当时还说：“此条可悬之国门，愿千金易一字”。过了两天，美军轰炸东京等地的新闻传来，同在历史系任教的邵循正对郑天挺说：“如此则君昨日之预言或可验矣。”出乎郑天挺的预料，后来战争又持续了三年多才结束。

　　在1944年6月左右，战事发展真正趋于明朗。郑天挺“见壁报知盟军在欧洲登陆，地址在法、比交界处。欧战结束，其真在今年乎？”在当年组织联大学生参加青年军时，郑天挺在日记中很少见地表现出激昂情绪，“余实有投笔之意，但不愿借此招摇，更不愿做官。如身体及格，余愿为一名小兵……不于此时报国，更何所待？”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45年8月，郑天挺在当月6日的日记里预计，“大约十月间粤汉线可恢复，其投降最迟不逾明年”，结果仅仅过了几天，即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此后，郑天挺的主要身份将从联大总务长回归为北大秘书长，和梅贻琦等商议如何“分家”了。

　　总之，从郑天挺所留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微观中的西南联大，它和现在的学校一样，不只有理想和荣耀，也有内部矛盾、人事纠纷。细节中的联大，显得更加真实。

　　□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