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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裙子的马尔克斯”与独裁时期的爱情

2018年03月3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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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1942-),出生于智利总统之家。1973年智利政变,阿连德的总统叔叔被杀,她本人也被迫逃亡至委内瑞拉。代表作为《幽灵之家》,被誉为打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男性垄断的作品。
《爱情与阴影》
作者:【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译者:陈凯先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1973年智利政变。

  一九八四年,乔治·奥威尔从过去伸出一支未来的笔,描绘了名为“大洋国”的极权主义国家。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老大哥”时时刻刻在看着你。

  而现实中的这一年,一位经历了军事政变、流亡异国的女作家,写下了《爱情与阴影》,以魔幻和现实交织的创作手法,讲述了一段独裁统治下的爱情故事。她就是伊莎贝尔·阿连德,被誉为“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新一代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

  独裁下的爱情,自由中的阴影

  《爱情与阴影》以女记者伊雷内和摄影师弗朗西斯科的爱情为主线,通过他们在采访中的所见所闻,串联起了三个家庭的境遇和经历,分别展现了农民、知识分子和贵族三个阶层在集权军政府统治下的生活。

  女主角伊雷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不知所踪,母亲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不得不将豪宅的一楼出租作为养老院。她一心盼望女儿履行婚约,尽快嫁给古斯塔沃上尉,成为他们那种阶层引以为傲的军官太太。而伊雷内不愿当一个只知道打扮和应酬的花瓶,她热爱她的记者职业,每天乐此不疲地到处采访。

  作为伊雷内的工作搭档,弗朗西斯科的家庭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特质。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几经周折流亡到此定居。弗朗西斯科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勇于反抗强权的品质,就是源于他的父亲。

  伊雷内听说附近有“圣女”显灵,就和弗朗西斯科前去采访。这位“圣女”名叫埃万赫利娜,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十五岁农家少女。离奇的是,她每天中午发作癫痫时,还会引得房屋和家具一起震动。就在采访过程中,一位中尉带兵前来抓捕埃万赫利娜,却被发病中的埃万赫利娜用怪力打倒在地。

  中尉恼羞成怒,在一个深夜带走了埃万赫利娜,随后她就彻底失去了音讯。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出于同情,积极寻找埃万赫利娜,终于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发现了被奸杀后弃尸的埃万赫利娜,以及其他十多具自由人士的尸体。

  伊雷内受到极大的冲击,她之前那种相对富裕的生活、军官未婚妻的地位,以及弗朗西斯科真挚的爱情,这些使她恍惚觉得现世安好的表象,此刻都被残忍地撕开,让她看到这个军事极权社会血淋淋的真相。

  伊雷内与弗朗西斯科将这些暴行公之于众,开始为死者奔走呼号,要求严惩凶手。显然,伊雷内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她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暗杀,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不得不跟弗朗西斯科踏上流亡异国的道路。

  流血政变——分成两半的人生

  伊莎贝尔·阿连德写作这本《爱情与阴影》,充满了浓厚的自传色彩。

  阿连德生于1942年,她的家族是名门世家,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是她的叔叔。由于继父是外交官,阿连德在玻利维亚、欧洲和中东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随后回到智利。从17岁起,她就从事新闻工作,曾到不少拉美国家采访,并为一家激进的女权主义杂志撰稿。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奥古斯特·皮诺切特将军推翻了当时的共产党政权,建立了长达十三年的独裁军事统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也在这一天殉职。

  阿连德与叔叔持有相同的社会主义观点,这一巨变不仅改变了国家,也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在她看来,自己的人生被分成两半,皮诺切特掌权便是分割线。随后,阿连德和家人流亡到委内瑞拉。

  在后来的采访中,阿连德谈起这段往事还心绪难平: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这天也正是阿连德总统在宫中被刺之日。我想,不久智利将会重见天日,恢复民主政权——我本想忍气吞声的日子不会太长。结果,一年半过去了,智利仍是豺狼当道。我忍无可忍,只好背井离乡,投奔异国。”

  她的这段经历,也反映到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爱情与阴影》中伊雷内身上有许多阿连德的影子:从事记者工作、良好的出身、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独裁军政府的愤怒,当然也包括受到迫害流亡异国的经历。最后伊雷内离开时,带走了故居花园里一撮土作为纪念,这也正是阿连德本人的私密记忆。

  反集权统治的魔幻现实主义

  事实上,这不是阿连德第一次写作反军事独裁的主题。早在她的处女作《幽灵之家》里,阿连德通过两个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从二十世纪初写到70年代的军事政变,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历史大变迁中,各个阶级以及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就像《一九八四》里的“大洋国”和“老大哥”一样,阿连德的作品中往往隐去了真实的人名和国名,例如把皮诺切特将军称为“将军”,把萨尔瓦多·阿连德称为“总统”,把巴波罗·聂鲁达称为“诗人”。尽管故事明显发生在智利,她却只是把这个国家称为“灾难的国度”,或者“一个地球尽头几乎被人遗忘的国度”。

  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有政治避祸的考虑,同时也具有深刻隽永的警示意义:不明指哪一个“将军”“总统”,就有可能是任何一个“将军”“总统”;不明指哪一个“国家”,就有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

  和许多拉丁美洲的作家一样,阿连德将加西亚·马尔克斯视为文学导师。从一开始,就因为《幽灵之家》与《百年孤独》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家族历史结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甚至包括美人罗莎跟马尔克斯笔下的美人雷美迪斯一样出众的美貌,这些都使阿连德被当做马尔克斯的忠实追随者。

  在创作手法上,阿连德的写法确实是拉美传统的魔幻现实主义,例如《爱情与阴影》中,埃万赫利娜最初发作癫痫的那一天,成千上万只青蛙爬满了附近的公路。人们先是走出家门去看青蛙,随后就听说了埃万赫利娜“显灵”,屋动桌摇,又纷纷到她家去看她的“神迹”。发展到后来,人们相信只要在“圣女”面前祈祷,就能实现愿望。每天中午临近她发病,邻居们都早早到她家候着,埃万赫利娜的母亲出于农妇的朴实,还拿出拌有蜂蜜的炒面招待围观者。又如《幽灵之家》里,女族长克拉拉遇到问题和困惑的时候,就会使用魔法和她亲人的鬼魂交谈。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设定,一方面起到推动关键情节的作用,另一方面,并不作出合理的解释,仿佛这些和太阳升起一样,在这片广袤神奇的土地上,是一种无须解释也能被人们所接受的事实。

  不过,虽然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共同点,阿连德也并非马尔克斯的简单模仿者。我们可以看到,在《幽灵之家》和《爱情与阴影》中,阿连德往往在一开始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为故事的背景增添了传奇色彩。然而,随着剧情的深入,阿连德会改变方式,用更加直接明了的新闻写作风格,来描述军事独裁下的冷酷现实,这与她多年的记者职业习惯有关。

  即便阿连德被称为“穿裙子的马尔克斯”,也致力于创造她作为拉美女性特有的文学世界。其中备受瞩目的一点,就是她作品中鲜明的女权主义思想,例如《爱情与阴影》中有主见、敢拼搏的伊雷内,正是这种拉美女性主义思想的实践者。又如《幽灵之家》里,妮维雅被束身胸衣勒得快断气,和一群参加女权运动的朋友讨论后,得出结论:

  “妇女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剪短裙子,剪短头发,脱掉衬裙;否则,学医也罢,有选举权也罢,反正是那么回事,很难劲头十足地干一番事业。”

  阿连德作为一位女权主义者,婚后不冠夫姓,一直努力传播女性解放风潮,同时也注重发展自己的写作事业,她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拉美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并于2010年荣获“国家文学奖”,从而成为第四位获得这一智利文坛最高荣誉的女性。

  不过,我倒认为,阿连德给自己的最高奖赏,已经在《爱情与阴影》的结尾埋下伏笔,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离开国境前,最后看了一眼他们的土地:

  “我们还会回来吗?”伊雷内喃喃地问道。

  “一定会回来的。”弗朗西斯科说。

  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坚定而美好的愿景,不仅回荡在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的心中,更指引着阿连德的创作道路。

  写下这本书后第六年,皮诺切特的独裁军政府在一片反对声中,输掉了总统大选,还政于民。阿连德饱含热泪,踏上阔别了十多年的故土,这距离她所期望的人人安居乐业、平等自由的理想世界,大概又进了一步吧。

  □钟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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