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裙子的马尔克斯”与独裁时期的爱情

　　一九八四年，乔治·奥威尔从过去伸出一支未来的笔，描绘了名为“大洋国”的极权主义国家。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老大哥”时时刻刻在看着你。

　　而现实中的这一年，一位经历了军事政变、流亡异国的女作家，写下了《爱情与阴影》，以魔幻和现实交织的创作手法，讲述了一段独裁统治下的爱情故事。她就是伊莎贝尔·阿连德，被誉为“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新一代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

　　独裁下的爱情，自由中的阴影

　　《爱情与阴影》以女记者伊雷内和摄影师弗朗西斯科的爱情为主线，通过他们在采访中的所见所闻，串联起了三个家庭的境遇和经历，分别展现了农民、知识分子和贵族三个阶层在集权军政府统治下的生活。

　　女主角伊雷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不知所踪，母亲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不得不将豪宅的一楼出租作为养老院。她一心盼望女儿履行婚约，尽快嫁给古斯塔沃上尉，成为他们那种阶层引以为傲的军官太太。而伊雷内不愿当一个只知道打扮和应酬的花瓶，她热爱她的记者职业，每天乐此不疲地到处采访。

　　作为伊雷内的工作搭档，弗朗西斯科的家庭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特质。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几经周折流亡到此定居。弗朗西斯科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勇于反抗强权的品质，就是源于他的父亲。

　　伊雷内听说附近有“圣女”显灵，就和弗朗西斯科前去采访。这位“圣女”名叫埃万赫利娜，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十五岁农家少女。离奇的是，她每天中午发作癫痫时，还会引得房屋和家具一起震动。就在采访过程中，一位中尉带兵前来抓捕埃万赫利娜，却被发病中的埃万赫利娜用怪力打倒在地。

　　中尉恼羞成怒，在一个深夜带走了埃万赫利娜，随后她就彻底失去了音讯。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出于同情，积极寻找埃万赫利娜，终于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发现了被奸杀后弃尸的埃万赫利娜，以及其他十多具自由人士的尸体。

　　伊雷内受到极大的冲击，她之前那种相对富裕的生活、军官未婚妻的地位，以及弗朗西斯科真挚的爱情，这些使她恍惚觉得现世安好的表象，此刻都被残忍地撕开，让她看到这个军事极权社会血淋淋的真相。

　　伊雷内与弗朗西斯科将这些暴行公之于众，开始为死者奔走呼号，要求严惩凶手。显然，伊雷内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她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暗杀，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不得不跟弗朗西斯科踏上流亡异国的道路。

　　流血政变——分成两半的人生

　　伊莎贝尔·阿连德写作这本《爱情与阴影》，充满了浓厚的自传色彩。

　　阿连德生于1942年，她的家族是名门世家，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是她的叔叔。由于继父是外交官，阿连德在玻利维亚、欧洲和中东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随后回到智利。从17岁起，她就从事新闻工作，曾到不少拉美国家采访，并为一家激进的女权主义杂志撰稿。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奥古斯特·皮诺切特将军推翻了当时的共产党政权，建立了长达十三年的独裁军事统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也在这一天殉职。

　　阿连德与叔叔持有相同的社会主义观点，这一巨变不仅改变了国家，也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在她看来，自己的人生被分成两半，皮诺切特掌权便是分割线。随后，阿连德和家人流亡到委内瑞拉。

　　在后来的采访中，阿连德谈起这段往事还心绪难平：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这天也正是阿连德总统在宫中被刺之日。我想，不久智利将会重见天日，恢复民主政权——我本想忍气吞声的日子不会太长。结果，一年半过去了，智利仍是豺狼当道。我忍无可忍，只好背井离乡，投奔异国。”

　　她的这段经历，也反映到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爱情与阴影》中伊雷内身上有许多阿连德的影子：从事记者工作、良好的出身、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独裁军政府的愤怒，当然也包括受到迫害流亡异国的经历。最后伊雷内离开时，带走了故居花园里一撮土作为纪念，这也正是阿连德本人的私密记忆。

　　反集权统治的魔幻现实主义

　　事实上，这不是阿连德第一次写作反军事独裁的主题。早在她的处女作《幽灵之家》里，阿连德通过两个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从二十世纪初写到70年代的军事政变，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历史大变迁中，各个阶级以及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就像《一九八四》里的“大洋国”和“老大哥”一样，阿连德的作品中往往隐去了真实的人名和国名，例如把皮诺切特将军称为“将军”，把萨尔瓦多·阿连德称为“总统”，把巴波罗·聂鲁达称为“诗人”。尽管故事明显发生在智利，她却只是把这个国家称为“灾难的国度”，或者“一个地球尽头几乎被人遗忘的国度”。

　　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有政治避祸的考虑，同时也具有深刻隽永的警示意义：不明指哪一个“将军”“总统”，就有可能是任何一个“将军”“总统”；不明指哪一个“国家”，就有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

　　和许多拉丁美洲的作家一样，阿连德将加西亚·马尔克斯视为文学导师。从一开始，就因为《幽灵之家》与《百年孤独》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家族历史结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甚至包括美人罗莎跟马尔克斯笔下的美人雷美迪斯一样出众的美貌，这些都使阿连德被当做马尔克斯的忠实追随者。

　　在创作手法上，阿连德的写法确实是拉美传统的魔幻现实主义，例如《爱情与阴影》中，埃万赫利娜最初发作癫痫的那一天，成千上万只青蛙爬满了附近的公路。人们先是走出家门去看青蛙，随后就听说了埃万赫利娜“显灵”，屋动桌摇，又纷纷到她家去看她的“神迹”。发展到后来，人们相信只要在“圣女”面前祈祷，就能实现愿望。每天中午临近她发病，邻居们都早早到她家候着，埃万赫利娜的母亲出于农妇的朴实，还拿出拌有蜂蜜的炒面招待围观者。又如《幽灵之家》里，女族长克拉拉遇到问题和困惑的时候，就会使用魔法和她亲人的鬼魂交谈。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设定，一方面起到推动关键情节的作用，另一方面，并不作出合理的解释，仿佛这些和太阳升起一样，在这片广袤神奇的土地上，是一种无须解释也能被人们所接受的事实。

　　不过，虽然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共同点，阿连德也并非马尔克斯的简单模仿者。我们可以看到，在《幽灵之家》和《爱情与阴影》中，阿连德往往在一开始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为故事的背景增添了传奇色彩。然而，随着剧情的深入，阿连德会改变方式，用更加直接明了的新闻写作风格，来描述军事独裁下的冷酷现实，这与她多年的记者职业习惯有关。

　　即便阿连德被称为“穿裙子的马尔克斯”，也致力于创造她作为拉美女性特有的文学世界。其中备受瞩目的一点，就是她作品中鲜明的女权主义思想，例如《爱情与阴影》中有主见、敢拼搏的伊雷内，正是这种拉美女性主义思想的实践者。又如《幽灵之家》里，妮维雅被束身胸衣勒得快断气，和一群参加女权运动的朋友讨论后，得出结论：

　　“妇女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剪短裙子，剪短头发，脱掉衬裙；否则，学医也罢，有选举权也罢，反正是那么回事，很难劲头十足地干一番事业。”

　　阿连德作为一位女权主义者，婚后不冠夫姓，一直努力传播女性解放风潮，同时也注重发展自己的写作事业，她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拉美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并于2010年荣获“国家文学奖”，从而成为第四位获得这一智利文坛最高荣誉的女性。

　　不过，我倒认为，阿连德给自己的最高奖赏，已经在《爱情与阴影》的结尾埋下伏笔，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离开国境前，最后看了一眼他们的土地：

　　“我们还会回来吗？”伊雷内喃喃地问道。

　　“一定会回来的。”弗朗西斯科说。

　　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坚定而美好的愿景，不仅回荡在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的心中，更指引着阿连德的创作道路。

　　写下这本书后第六年，皮诺切特的独裁军政府在一片反对声中，输掉了总统大选，还政于民。阿连德饱含热泪，踏上阔别了十多年的故土，这距离她所期望的人人安居乐业、平等自由的理想世界，大概又进了一步吧。

　　□钟灵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