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戴尔：只爱无所事事，享受无聊

　　杰夫·戴尔

　　1958年出生于英国切尔滕纳姆，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独生子。拿着全额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学习英语文学；从未正经工作过，除了写作。他对以下事物产生过阶段性狂热：D.H.劳伦斯、爵士乐、摄影、电影、旅行，以及军事。这些狂热后来都变成他的杰出作品。比如《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毛姆文学奖）、《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美国国家图书批评界奖决选）、《懒人瑜伽》（W.H.史密斯年度最佳旅行书籍奖）、《此刻》（英菲尼迪摄影写作奖）等。他的写作风格和他的写作题材一样丰富多变，他将小说、游记、评论、传记、回忆录融为一体，形成了迷人的“杰夫·戴尔文体”。

　　一个不属于任何阶层的人

　　又高又瘦的杰夫·戴尔出现在酒店大堂门口，哼着小调，牛仔裤卷起了不规则的裤边，衬衫袖口也做了相同处理，给人的印象是——他一直保持着“在路上”的状态。昨天下飞机来不及倒时差就开始跑各种活动，他累到脸色煞白。好在晚上睡得香甜，早晨起来，在房间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听贝多芬，拉开窗帘，虽然外面是雾霾笼罩下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北京风景，这倒也没影响他的好心情——他当然可以在家听贝多芬，可一旦把这种体验“嫁接”到陌生的地方，老杰夫立刻变得兴致盎然。

　　是该叫老杰夫了，毕竟今年就要过60岁生日。25岁开始满世界晃荡，算起来他成为一个“到处旅行的自由作家”已经35年。35年里，总给人懒散印象的杰夫·戴尔居然如同保持着跑马拉松的状态那样，一直在写书——5部小说，11部非虚构作品，其中包括7部“不属于任何文体”的书，按时间顺序排列是——《然而，很美》（关于爵士乐）、《寻踪索姆河》（关于一战）、《一怒之下》（关于D.H.劳伦斯）、《懒人瑜伽》（关于旅行）、《此刻》（关于摄影）、《潜行者》（关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以及将要面世的《白色砂砾》（类似于旅行纪录片）。每写完一本书，杰夫·戴尔都几乎把这一领域的兴趣“烧个精光”，以至于写完之后就变得对它毫无兴趣。

　　写完一本书是为了对这个主题不再感兴趣，听上去有点怪，却是杰夫·戴尔的真实心境，这点在《一怒之下》中体现到极致。这是杰夫向“父亲式”作家D.H.劳伦斯致敬的书，在巴黎罗马希腊等地晃了一圈之后，他却觉得什么都写不出，于是一本关于劳伦斯的书变成了一部焦虑的写作日记，却歪打正着地成就了一部闪烁劳伦斯“灵魂怒火”的奇特作品——你的写作对象不在现场，又无处不在。

　　这就是杰夫·戴尔那些“四不像文体”作品给人的感觉，小说？游记？传记？评论？随笔？你无法限制他。像他的偶像D.H.劳伦斯那样，杰夫·戴尔“不属于任何阶层”，“在任何地方……都很自在”。

　　他很满意自己“知识阶层边缘人”的状态，也许这有来自童年的心理动因——作为上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为数不多的独生子女，杰夫·戴尔从小就觉得格格不入。他不是个淘气的孩子，但说自己是“非常英国”的男孩——很小就开始喝啤酒，常和醉醺醺的熊孩子打打架，除此之外，“每天放学回家，只能面对自己”。对小杰夫来说，从童年起就需要面对的一个严肃问题是——如何打发“无聊”。

　　很幸运，他听从了自己老师的建议——阅读，读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华兹华斯和乔治·艾略特以及英美现当代作品。阅读延展了他有限的社会阅历，他开始享受因为无所事事而埋头读书的生活。不过，求知若渴并没有让他最终跻身为“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虽然这是他工人阶级的父母苦苦希望的。杰夫·戴尔讨厌一切条条框框，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渴望的是“无所事事地闲逛，读书，欣赏画作，看戏，聆听，思考，写让自己感到最愉快的东西”，他找到了抵御无聊的方式——享受无聊。

　　成为作家以体验生活的名义满世界乱转

　　新京报：大学毕业后，你没有如父母期望的那样跻身“安稳而受尊敬的”中产阶级，而是成为一名自由作家，你拒绝那种身份的原因是什么？

　　杰夫·戴尔：我没有成为从牛津毕业的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我毕业后还和国家申请救济金呢。我的父母真的非常失望。其实这个选择并不是关于个人，而是关于一个时代。在我将要进入社会的那个时代，英国社会中产阶级很多，既受尊敬又很稳定，很多从牛津毕业的人都顺利过渡到了这个阶层。我的父母不能理解我的选择，是因为这是迥异于他们生活认知的。

　　那时候，我的生活不在常规轨道内。我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工作，他从来没有向政府索取过任何救助。我的行为他是不能理解的，但其实这是我的权利啊，而且领取救济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产阶级行为的一部分。

　　从牛津毕业后，我没有立刻成为一个自由作家，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在社会上无所事事，靠领政府救济金生活。成为自由作家是后来的事情，这件事也让我最终变成了“受尊敬阶层”的一员（自嘲地笑笑）。

　　新京报：2009年7月《纽约书评》上，有一篇蒂姆·帕克斯评论你的文章，说你有一种“招牌式的在严肃与轻浮间保持平衡的能力”，你觉得自己是严肃还是轻浮呢？

　　杰夫·戴尔：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回答好。我喜欢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人交流。但是，有趣的反义词并不是严肃，而是“不有趣”。一个人可以是既有趣又严肃的，这也是我的目标。当然，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戴着“轻浮”的面具，但我本质上是一个风趣的作家，同时也在写作中保持严肃性。我很高兴人们无法区分我的书究竟是有趣还是严肃，实际上这是并存的。

　　很多写严肃作品的作家会表现得非常严肃，我不是很喜欢，这会把自己束缚住。当然，我不会去写取悦读者的书，如果你想被娱乐，你上YouTube就可以了，没必要看书。所以本质上，严肃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高级的词，我尊重这个词。与此同时，我认为幽默感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幽默感，你会失去和世界某部分的重要联系。

　　新京报：如今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边缘作家？嬉皮士作家？

　　杰夫·戴尔：我只是一个作家，写点专栏、小说和散文。有些人更愿意被叫做小说家而非作家，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听上去更高级，但我更愿意是个作家，这样就能以体验生活的名义，心安理得地满世界乱转。我乐于享受成为作家带来的一切便利。

　　新京报：你对旅行文学有独到的理解——比如，寻找你自己，让所在之地和自己融为一体。是否有这方面的写作范例？

　　杰夫·戴尔：D.H.劳伦斯是第一位的，他的旅行书写是如此独特，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通过联想自我、验证自我的方式来把个体和所在之地合二为一。在劳伦斯之后，还有吕蓓卡·韦斯特（Rebecca West）那部讲述南斯拉夫以及整个巴尔干半岛历史的伟大的《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以及玛丽·麦卡锡的《佛罗伦萨的石头》（The Stones of Florence）、波兰作家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的报告文学《足球战争》（Soccer War）。

　　新京报：在全世界这么多自然风光里，你说自己非常喜欢沙漠，原因是什么？

　　杰夫·戴尔：这很正常，可能是因为沙漠景象和我的家乡英国完全不同？英国没有沙漠。我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沙漠，那里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美景，我可以忍受驱车五个小时，就是为了抵达沙漠。比如加州的死亡谷、内华达州的黑岩沙漠、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及利比亚沙漠。

　　新京报：你是一个英国人，却喜欢美国文化，为什么？

　　杰夫·戴尔：美国有更多更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英国人到美国去、并且爱上美国的有很多。因为美国文化是如此的“不英国”。我喜欢美国文化，比如，我可以和人很轻松地聊天。在英国，你和别人交谈超过两分钟，你就知道这个人所属的阶层。但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阶层不是交往中最重要的东西。

　　新京报：在全球化时代，旅行变得很容易，借助便捷的交通方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去往世界各地。从你的亲身感受来说，是否觉得在这样的时代，旅行的感受会越来越同质化？如果是，如何抵抗这种同质化的经验？

　　杰夫·戴尔：太好了，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旅行确实变得越来越同质化，一方面我自己也不能免疫于这些“同质化的舒适性”带来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多样性”。比如，我当然可以去蒙古一个偏僻的村落里，体验草原生活，这是传统意义上体验“原汁原味”、有别于同质化经验的旅行方式，但与此同时，我在现代化的麦当劳和星巴克里也愿意享受便捷卫生的服务。

　　虽然，我认为星巴克开遍全世界、麦当劳开遍北京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但是我也会安慰自己，即使是看待同一个麦当劳，不同人的体验也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舒适区，就像人人都渴望喝一杯好咖啡，可是每个人心中关于好咖啡口感的标准是不同的。我去过的发达国家更多，但我也去过很多欠发达地区，比如印度一个不知名的破村子，那里破败到我连晚上睡觉的旅馆都找不到，但我一直记得那里夜晚的天空是如此美丽，我依然抵达了快乐。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