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手印”到“红本本” 小岗改革在路上

　　如果仅从村貌上看，这个村与中国其他村并无二致，整齐划一的二层楼房，环绕村舍的绿油油小麦、金黄的油菜花，奔跑的孩子，坐在屋前长椅上晒太阳的老妇。

　　但是，如果细心观察，还是会发现很多的与众不同：这里的村口装上了红绿灯，有交警执勤；这里的马路上有穿着统一制服的环卫工，洒水车放着音乐驶过；这里有黄色的大鼻子校车，有消防队、有派出所，有来自各地的访问团和游客，还有无处不在的领导人视察时的巨幅照片。

　　这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村庄，但历史却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1978年一个冬夜，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一纸契约上摁下鲜红的指印，分田到户搞“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这里也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

　　一晃四十年，小岗村的“大包干”也和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脉动，进入了不惑之年。

　　茅草屋到三层楼

　　小岗村的核心区贯穿了一条叫友谊大道的主街。笔直宽敞的马路两边，是一栋栋徽派建筑风格的小楼，农家乐、农村电商等招牌随处可见。“金昌食府”、“大包干菜馆”、“红手印超市”等名字，都是延续至今的历史痕迹。

　　74岁的严立华开起了“红手印”系列的农家乐和超市。严立华说，40年前，这里就是一个20户的小生产队，路是土路，房子是茅草建的。就是在他家的茅草房内，18个农民义无反顾地按下了红手印。

　　严立华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出嫁了，小儿子在村里的游客服务中心开观光车，每月挣2000多块钱，儿媳在家开农家乐。他平时负责接送孙辈上学。虽然学校离家就一条马路，但现在马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不放心。

　　严立华在十六七岁时成了孤儿。“父母、爷爷、三个兄弟，6口人饿死了5口，就剩我自己活了下来，当时小岗一共饿死了60多口人”，严立华说，为了有碗饱饭吃，大家才冒着危险搞起了大包干。

　　70岁的严宏昌是大包干的主要召集人。严宏昌说，生产队时，大家都没有积极性，“种二十，收十八，不用镰刀上手拔”，一亩地就收个二十来斤，从来没完成过国家的交粮任务，可大包干后，一亩地产的粮食顶原来的二十亩，一年还了近20年的欠账。

　　严宏昌给两个儿子都盖了三层的小楼，他说，以前盖个大瓦房都是最大的梦想，现在丰衣足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那时候人人都要过饭。”今年50岁的严德武是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的二儿子，在严德武记忆中，他从9岁起就跟着奶奶、姑父去要饭，挤火车往南走，“芋头，剩饼头子，要够一麻袋就回来晒干了吃。”

　　大包干后，严德武明显感到了父母的辛劳，“真是起早贪黑地干，我从小是被当女儿养的，10岁就开始做饭，送饭到地头给父母。”

　　说到现在的变化，严德武说，以前小岗的年轻后生很难讨到对象，现在是姑娘都想嫁到小岗来。

　　“红手印”到“红本本”

　　包产到户数年后，小岗人遭遇了新问题。

　　“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二十多年，小岗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说，因为粮食产量的大范围提高，卖粮越来越难，粮食价格降低，换不成“现钱”，“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但是光靠种地只能解决了温饱，富不起来。”

　　直到2003年，小岗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300元，村集体存款为零。小岗村的出路到底在哪？

　　2006年，时任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开会动员村民流转一部分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招商引资办工业、开发旅游业出让“地盘”。他告诉大家，只有搞现代农业，小岗才能大发展。

　　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说，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个理了。但在当时，很多人误以为是要收回个人承包的土地，顾虑重重。

　　村民们回忆，当时反对的声音很激烈，最大的反对声就来自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会刚开起来，好几个大包干带头人就悄无声息地退场了。

　　对这些大包干带头人来说，当年的创举让他们获得了无比的荣耀，他们对分田到户有着浓重的情结。有带头人说：“过去冒险分了田，现在却要回到大集体，这不是搞倒退吗？”

　　严金昌记得，当时沈浩挨家挨户做工作，说土地流转不是卖地，只是流转了经营权，承包权永远是咱们农民的。

　　最终，严金昌被沈浩说服了。他在许多村民犹豫观望的时候，率先把自家的35亩土地流转了出去。

　　严金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还种地，每亩地种上“一麦一豆”，除去化肥、农药、农膜外，每亩地年收入不到1000元，碰上天灾减产，就更收不上钱。而土地流转后，每亩土地一年可获得800元的租金，首先这收入就没减少。“土地转出去了，家里的劳动力都解放了，还能干点别的。”

　　时任村主任的关友江，也把自家近30亩地流转了出去，一签就是15年租期。

　　2008年，关友江在全村开了第一家农家乐——大包干菜馆，儿子儿媳从务农改为经营菜馆，关友江说，现在一年十几万的收入是没跑的了。

　　看到别人“吃螃蟹”都赚到了钱，观望的村民们坐不住了，纷纷要求流转自己的土地。

　　给农民流转土地吃下“定心丸”的是土地确权。作为安徽省首批土地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县之一，小岗全面完成1.36万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发放证书875本，发证率达100%。

　　严金昌等人都领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拿到这个‘红本本’，流转更放心了。”据统计，目前全村共流转土地8932.88亩，占全村可耕土地面积的65.7%，其中规模流转6841.88亩。

　　55岁的程夕兵是村里有名的“种粮大户”，目前种着590多亩地。除了自家20亩，其他都是流转来的。程夕兵说，他一开始只是帮外出务工的邻居代种，后来发现机械化不仅省时省力，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就主动流转，租用村民的地。

　　程夕兵现在又搞起了农机大院，和别人一起入股了十几台农用机械，上了三台烘干设备，还准备建一个育秧室和米厂。

　　程夕兵算了一笔账：没有烘干设备之前，水稻质量参差不齐，只能卖给个体粮贩，一斤水稻1块2；上了烘干机，烘干过的水稻就可以卖给国家粮库，一斤可以多卖一毛多钱。

　　程夕兵说，他更长远的设想是，从粮食种植、烘干、加工，再到消费者的餐桌，“打造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放心粮”。

　　“习总书记两年前考察小岗时说，不让种粮的人吃亏。现在十九大又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我心里更有底了，一定要好好干，有个好收成。”

　　“包二代”们的成长

　　在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的后代被称为“包二代”。

　　小岗村党委委员严余山是“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儿子。46岁的严余山在外打拼多年，2014年他辞掉了收入颇丰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家乡发展。

　　在严余山话语中，不时出现“共享经济”、“信任体系”、“内生动力”、“物联网”等当下时髦的词汇。他在家里开了个礼品店，也兼为村民收送快递。礼品店主要售卖融入大包干元素的工艺品，“大多数是靠网店销售，都是自己设计的，有小岗文化在里面。”

　　严余山说，他做的电商平台现在每年能有十几万元收入。他还组建了一个40多人的“青年农民创业交流群”，除了线上交流，也定期组织大家出去学习别人的现代化农业，共同营造创业氛围。

　　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的儿子关正景，是这个交流群中比较活跃的一位。关正景并不反感“包二代”这个称谓，“既然是‘包二代’，也要有大包干精神，敢想敢干。”

　　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有7个孩子，除了小女儿嫁到江苏，其他6个都回到村里发展。他掰着指头告诉记者：“老大、老五、老六开饭店，老二开超市、老三开浴室，老四是女儿，现在一家子跟着老五干。”

　　二儿子严德武曾辗转江苏、福建、浙江等地打工，十几年前回到村里，和父亲一起，开起了全村第一家超市，300块钱本钱开个小店，卖些油盐酱醋，也卖些肥料种子。

　　“那时穷人还多，不少人赊账，后来日子好起来了，一些赊账我们也不要了”，严德武说，现在，超市每年毛利润十几万。

　　不忙时，严德武和妻子会到弟弟严德双的“金昌食府”帮忙。那儿中午食客最多的时候，得有6口铁锅同时炖菜、炒菜。

　　曾在张家港打工的姐姐严德凤，前些年也被叫回来在金昌食府帮忙。夫妇俩现在挣上了弟弟开的工资，问及金额，严德凤很不好意思：“每月至少5000块吧。”

　　“小岗要振兴，我该怎么办？”

　　32岁的合肥人黄泽鹏，自2012年起，每年都要到小岗村住上几天。他在合肥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压力特别大时，就来小岗 “放空”。

　　黄泽鹏说，“在小岗听大包干带头人们讲讲过去的事情，你就觉得，眼前的困难真不是困难。”

　　在黄泽鹏眼里，小岗每年都在发生着变化。小学校园建起来了，农家乐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游客增多了，村里回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缺憾也是有的，比如一到晚上，街上就没了游客，当地人除了喝酒看电视，就是打麻将、闲拉呱，没有啥文化活动。黄泽鹏认为，小岗的旅游潜力是需要挖掘的。

　　自2014年回乡发展，严余山用了3年多的时间观察小岗。他认为，这几年来的小岗变化非常大，除了硬件环境，人们的思想、精神面貌，创业热情，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严余山坦承，现在小岗也存在很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农产品深加工少、新兴产业业态不大，需要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820万元，同比增长20.6%；小岗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6元，同比增长11.98%。

　　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说，小岗和沿海富裕地区相比，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跟明星村的地位不够匹配，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求稳怕乱的思想。

　　自今年一月到任后，李锦柱和村两委发起了“小岗要振兴，我该怎么办？”的大讨论，讨论核心就是“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在新时代如何促进乡村振兴”。

　　这场新时代大讨论活动，将通过上门走访、网上征询、各界座谈会等形式，让小岗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李锦柱说，村两委正在规划一个小岗未来的发展方案，在这份蓝图中，小岗村的目标是建成一个“一、二、三产业融合，景区、社区、园区融合的改革特色小镇，一个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创新、创业、创意融合的全域田园综合体”。

　　他认为，改革创新是小岗的基因和底色，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更有力地推进改革。

　　进入“不惑”之年的新小岗，正在开启新的改革征程。

　　小岗村推进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以小岗村品牌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小岗村创发公司，赋予小岗村民股权，让村民真正变成了股民。

　　今年春节前，小岗村进行了第一次集体所有制股份分红，每个村民分到了350元。

　　启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建设4300亩高标准农田，发展现代农业观光游，争创国家5A级景区……“小岗要发展，最根本的是靠小岗人自己的努力，凝聚共识。”李锦柱说，就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改革亲历

　　陈怀仁，74岁，凤阳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著有《凤阳大包干实录》

　　1979年时，我是凤阳县委办的秘书，经常跟着（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书记下乡。当年4月10日，我们第一次发现了小岗村分田到户的秘密。

　　那天下午，我跟随陈庭元前往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检查工作。会议结束临上车时，公社书记支支吾吾地低声对陈庭元说：“还有一件小事没汇报。我们小岗村自发搞了包产到户了。”陈庭元非常震惊，但当时并没有表态。

　　陈庭元当时坐的是北京吉普，离开公社走了不到一里路，就叫司机：“开回去，到小岗村去看看。”在小岗村头，没有了往常集体耕种的场景，田里只有一对青年男女在干活。陈上前询问，是锄花生哩？两口子吧？你们是不是分田单干了？两人连忙否认分田，说是分到组干呢，但陈庭元已心知肚明。

　　此时，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他的支持下，凤阳一直在探索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组的尝试，而在当时，即使是包产到组，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是相违背的，也担着极大的风险，更不要说小岗村更彻底的包干到户了。

　　小岗村的“大包干”，受到了当时梨园公社的严厉批评。公社要求该村立即“并产到组”。这时，陈庭元又来到了小岗村，他一家一户地串，问为什么这么干，问到最后，他对公社书记说：“算了吧，都已经分了，再并回去各家的投入有大有小也不好算，就让他们干到秋吧。”

　　当时有说法，说小岗村在搞资本主义，陈庭元在不同场合说过：“农民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两千多个生产队，就算这一个是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

　　很快，万里听说了小岗村搞“大包干”的消息，就专门听取陈庭元的汇报。陈庭元说了两段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

　　万里笑得十分开心，他说：“那好，如果个人和集体都变富，我就批准你们的‘大包干’干它三五年！”

　　1980年春节前，万里专门来到小岗村考察。这时，小岗已经获得了大包干以来第一年的收成，家家粮满囤，户户谷满仓。万里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这回好了，可以随便吃饺子、面条了。”

　　此后，对于不时传来的反对大包干的声音，3月15日，万里特意叫人打电话到县里传达他的意见。当时正好是我接的，万里同志的意见说，“大包干只要能增产，不仅今年干，明年还要干。”第二天县里做了传达，大家又吃了定心丸。

　　根据这些我的亲身经历，我想说的是，小岗村大包干的每一步，都不是乱干，都是稳扎稳打的前进，是在万里同志的启迪、应允与支持下干起来的。

　　改革辞典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行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度改革。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改革物语

　　小岗村18位农民的“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新京报记者 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