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们都在迎接法治的春天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在改革开放的首年中，我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学习刑法、刑事诉讼法草案，二是平反纠正冤案，三是请回律师，组建律师事务所。

　　逝者如斯。那个火红的1978年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过去40年了，我也从26岁到了66岁。

　　1978年，我在吉林省通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已经三年了，从民事审判庭调到了法律政策研究室，后来又加了一个司法行政科的牌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同时主管司法行政工作。在这个改革开放的首年中，我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学习刑法、刑事诉讼法草案，二是平反纠正冤案，三是请回律师，组建律师事务所。

　　学习刑法、刑诉法草案

　　此前，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我国的法治建设在很长时间里，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直到1976年之后，才开始强调法治，强调依法治国。

　　当时法院的审判工作基本上是无法可依，因而依法治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法律。最先纳入立法计划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当时我们称之为“两法”。

　　1978年正是两法制定的最紧要关头，我们在地方法院工作，无缘参加立法，就千方百计把两法的草案搞到手，一条一条地学习，再对照法律草案的条文，在司法实践中加深理解，把两法的精神融入审判工作。那时，正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时刻，工作压力大，人员少，因而学习都是放在晚上。晚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到单位，一起学习、讨论法律草案，掌握立法精神。

　　正因如此，当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两法后，我们很快就掌握了两法的内容。1980年1月1日实施两法之后，很快就适应了法律的要求。

　　全面平反纠正错案

　　我在1978年还做了一项特别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平反纠正右派的错案。

　　我所在的中级法院在1957年，由于当时的院长好大喜功，抓右派抓出了重大贡献，一个20多人的法院，一下子就抓了5名右派。其中，有一位是全省闻名的大右派。他在鸣放的时候，极力主张法院独立审判，反对党委审批案件，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今天，这些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正确意见，但在那个时候，却是极右言论。我们这位庭长因此被打成极右分子，被关押，后来又被监视劳动。

　　1978年，按照中央的要求，对所有的右派进行改正。在我们中级法院，由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我找到所有的右派档案，一一进行审查，确定当年认定这五位法官为右派是错误的，然后经过审批，印发对右派进行平反改正的文件，一一向这些同志送达，并都请回到中级法院工作，按照规定补发工资，安置住房，做到工作、生活双落实，让他们满意地恢复工作。

　　请回律师，组建律所

　　1978年还没有建立各级政府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司法行政工作由法院主管，中级法院负责全地区的司法行政工作。在重建律师事务所时，因为地区一级不设立律师事务所，因而中级法院只负责指导，地区所属的各市县法院负责具体组建。

　　我在司法行政科工作，负责协调各市县法院建立律师事务所。当时走访了各市县原来那些有名的大律师，请他们出山，当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再招兵买马，请原来有资格的那些律师回到律师事务所工作。那时，律师受原来政治运动的影响，一般都心有余悸，多数不愿意回来当律师，因此，还要一个一个地作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增强依法治国的信心。

　　当全区十个市县都建立起了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依法治国的方略正在实施，并且结出了初步的果实。

　　接着，就要成立司法行政部门，地区行政公署也要设立司法行政处。我的科长要去司法行政处当副处长，动员我去，我的院长不同意，因此，我就一直在法院工作。眼看着我积极操办成立的律师事务所被司法行政部门收编了，心里难过了很长时间。

　　最后还要说一点，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时，我们都在迎接祖国法治的春天，我还写了一篇散文《山城春夜》，在当地的广播电台做成了配乐散文，播出的效果很好，表达了我们法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积极拥护。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