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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让我避免了不可逆的偶然

2018年04月09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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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周年·请回答1978

  就我个人而言,若没有新的高考制度,没有随后的改革开放,我将会面对完全不同的一系列偶然。

  人的一生会遭遇很多自己一时无力把控、也不好解释的偶然,我们把它们称为运气。仔细想想,会发现由无数偶然连缀成的人生轨迹,却又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大堆偶然,其实这些偶然是经过选择的,而选择这些偶然的力量,就是我们说的“大势”。

  决定人一生轨迹的大势所构成的因素,有家庭遗产因素,包括前辈地位的尊卑、家庭教养传统、家族基因优势等,也有后天营养因素,更有人所在的各阶位共同体的文明程度这个因素。可见,每一个人所遭遇的偶然,其实是经过选择的,只是这种选择的机理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清楚。

  偶然之所以为偶然,盖因它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每一个偶然看起来可以防范。但是,如果连缀诸多偶然的大势不变化,人们在关联自己的一组偶然中能躲开这个,却躲不开那个。如果大势有所不同,例如,如果你是伊顿公学的毕业生,而不是伦敦某移民区学校的毕业生,那你遇到的偶然,可能只会影响你当不了内阁大臣,而当了个上议院议员;无论如何你不会遇到让你成为人肉炸弹的偶然。

  高考制度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8年算是我人生轨迹的重要节点。1977年国家恢复大学入学考试录取制度,但新生是1978年2月进校。我的高考成绩不理想,但已经是县里的文科第一名。那年的史地考试科目有一道题目,问沙俄帝国侵占中国领土一事。我答完题目后,突然有了显摆一下的冲动,便说了几句沙俄帝国以后中国北方领土的问题。1978年初得到成绩通知,史地这门我认为考试成绩应该最好的科目,成了成绩最低的科目。显然是阅卷人倒扣了我的分数。这是那年遭遇的第一个不幸的偶然。

  其他偶然接踵而至。大学七七级招生在陕西的录取率大约是3%。有的大学匆匆忙忙应对新的招生录取制度,以致我在填报志愿时,很多大学的招生专业目录是看不到的,但实际上它们后来也录取学生了。谁有幸被录取?我说不清楚。

  还有,就在我们进入大学已经不短时间后,全国很多大学来了一个扩大招生行动,原来由一些原因未被录取的考生,被录取到不同类型的大学。我就暗想,如果我的成绩再低一些,或许在扩招中就进了某些名校?想来这又是极不确定的。

  这年入学开始上课后,也有感到幸运的事情。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园之美丽为陕西高校少有。政教系有两位党总支副书记,爱护学生,宽容包涵,让我没齿难忘。我后来想到,有他们的良知支撑,一个社会总归要进步。

  1978年最难忘记的是中国文学文艺界的空前活跃。短篇小说《伤痕》、话剧《于无声处》对我的影响超过了任何课程。它们激活了我的批判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从此伴随着我,后来的一切获得与煎熬均与它有关。

  但更确切地说,高考制度让我有幸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此后遇到的所有偶然,都不会是那种让我堕入不可逆困境的偶然。自己遭遇的种种偶然,其实也经过了“必然”的选择。我信命,更信“小运终归大势”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大势消除了很多个人的偶然

  比1978年再早两年,1976年,中国高层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新的领导人发现国家需要秩序,且是能得到人民支持的秩序。新秩序的核心是给人民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建立相对公正的规则。后四十年改革的主旋律,不过就是中央放权给地方,政府放权给市场,全社会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这是一个关乎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大势。

  假设不出现新的高考制度,一定阶层的子女们该走什么路就会走什么路,只是因为缺乏规则,会平添更多偶然。但大略是类似伊顿公学毕业生面对的那种偶然。就我个人而言,若没有新的高考制度,没有随后的改革开放,我将会面对完全不同的一系列偶然。

  社会进步不会完全消除偶然因素对人的影响,而只是要消除那些让人一不小心就跌入人生深渊的偶然。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之下,能不断降低自己所面对的偶然事件对命运的主宰力,使偶然事件不至于有鬼使神差的魔力。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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