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 “失忆”的何冰制造了重重迷雾

　　【文化谭】

　　生老病死虽然残酷，却是创作者们偏爱的主题。衰老已经让人力不从心，失去记忆则进一步把人推入充满怀疑、恐慌的日常生活。正处于演技纯熟练达阶段的何冰，首次转变身份进行话剧导演创作，就选择了法国剧作家弗洛里安·泽勒描述阿茨海默症患者的剧本《陌生人》，并在剧中饰演了患病的父亲安德烈。在剧中，阿茨海默症导致的记忆丧失给剧情制造了层层迷雾，与跳脱于不同时间线索和真伪情境中的众角色一起，给这部作品蒙上了一层悬疑而焦躁的情绪。何冰的导演首秀能看出创作者在文本解读和舞台形式的用心和创新，但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外国文本本土化时，因文化差异，角色的表演方式是否也需要本土化处理？”

　　新意

　　台下观众获得主角视角

　　何冰饰演的安德烈，是一个居住在法国巴黎公寓里的老人。由于身患阿茨海默症，安德烈生活不能自理，却因为多疑又暴躁的脾气赶走了好几个护工，与女儿的关系也变得格外紧张。在他碎片化的记忆里，女儿时而要去伦敦与爱人定居，时而又与陌生男人互称夫妻；他可能住在自己的公寓，也可能是寄住在女儿女婿家里；从记忆混乱到记忆丧失，最终甚至连他究竟有几个女儿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台下的观众在《陌生人》这里获得了主角视角，和安德烈一起经历着困惑、焦虑和愤怒，真切感受到了一个阿茨海默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以及家庭关系中所承受的折磨和抉择。在舞台上，具有秩序象征的手表最终丢失，满台家具亦从疏落有致变成空余一床，被抹平记忆的人慢慢退回生命原点，当何冰饰演的安德烈手足无措地喊叫着“妈妈”寻求帮助，我们知道一个饱受折磨的生命，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清算。

　　争议

　　“巴黎老头”却一口京腔用意何在？

　　《陌生人》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巴黎，然而在何冰这一版的创作中，身患阿茨海默症的法国老头安德烈却是满口流利的北京方言，一时间让人产生了“北京老头在巴黎”的恍惚。显然，以台词功底著称的何冰并非只局限于京味儿话剧演员——在此前舞台剧《喜剧的忧伤》中，他所饰演的编剧言辞戏谑，使用的是一种略显文绉绉的普通话；在影视剧中，他也成功塑造过许多语言风格迥异的形象。

　　如果说《陌生人》中对安德烈台词进行本土化，或者说北京话演绎的处理是一种刻意，那么我们不禁要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只有父亲安德烈一口京腔儿？这种刻意是否隐含着导演在《陌生人》中对于言语形式的挑战？这种挑战，又是否在扑朔迷离的剧情之外，给观众制造了第二重陷阱，让人彻底迷失在阿茨海默症患者的记忆迷宫里，对于日常生活的隔阂感产生了更直接的触动？

　　《陌生人》剧情扑朔迷离，老父亲安德烈与女儿、女婿等人的对话在编剧频繁的分场中打乱了发生顺序，还埋下了许多前后矛盾的情节。在安德烈的世界里，一切失序继而失真，与外界沟通的大门正在缓缓向他关闭。如果他与周围人的对话内容是逐渐破碎的，那么讲着一口北京话的巴黎老头所带来的恍惚感，可能也从形式上映射了他与外界的隔阂：无论他说的是英语还是法语，甚至是北京市井方言，都不能改变失忆状态下与亲人交流的重重障碍——他们在同一屋檐下各说各话，在某个时间点或者某个记忆的片段中相遇，随之各奔东西，再也找不到前一刻的彼此。

　　因此，安德烈记不清他有几个女儿，亦不知女儿有过几段情感关系，认不出家中出现的号称女婿的陌生男人们。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剧中每个角色的台词风格都不在同一频段：在安德烈的认知里，家中众人都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闯入者，他们无论以何种方式表达，无论是跟随他的北京方言，还是端出一副译制片架势，皆是一个阿茨海默症患者所能接收到的片面形象。与以往舞台与观众之间存在的间离效果不同，何冰演绎的法国老头安德烈，凭着一口京腔儿和其他角色制造了一种舞台内部间离。而这，恰好也与阿茨海默症患者的失忆状态达成了某种共识。

　　思考

　　将外国作品本土化需要自圆其说

　　当然，《陌生人》作为何冰的导演首秀，在整体呈现上依然存在一些尚需打磨的地方。假如前面提到的台词风格不统一是他可以追求的效果，那么除了他本人一如既往的精彩表演，台上其他演员可能还需要更准确地寻找自己的角色。毕竟，舞台上只有老父亲安德烈是阿茨海默症患者，对于台下清醒的观众来说，扑朔迷离的只是剧情，每个角色立足于舞台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不能因此缺席。

　　在国内的话剧舞台上，外国作品的本土化问题向来是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无论是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本土化改编，还是在表演中对角色进行本土化处理，在无法消弭的文化背景差异下，相比于展现在舞台上的“如何改”，创作过程中需要回答的“为什么改”也许更值得思考。类似于本次“北京老头在巴黎”的困境，不只在于表演的差异，更在于整部作品可以自圆其说的合理逻辑。希望《陌生人》尚未充分解答的问题，能在何冰下一部作品中继续展开思考。

　　查拉（剧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