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年”首设入围奖;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改名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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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倪伟)昨日,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此前颇受关注的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发现秦宫浴池的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和最大规模明清皇家道观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等入选。
入围项目“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在终评后,改名“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解释,除银锭外,该遗址还发现了船钉、首饰、兵器等文物,说明这里曾是激烈的战场,让鲜为人知的张献忠农民起义军“重见天日”。因此专家一致认为,称“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更为准确。
入围项目丰富性历届罕见
此次入围终评的考古项目,空间和时间跨度都很长。空间上,西北至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东北至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南至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时间上,早至4.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通天洞遗址,晚至明末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同时,遗址类型上颇具多样性,洞穴、墓葬、封椁、祭祀等兼具。
“十大考古新发现从侧面勾画了中国古代文明不同阶段的重要发展。” 评委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评价。
王巍表示,本届入围项目的丰富性在历届评选中都属罕见,说明全国各地近年都非常重视考古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记者发现,一些县级文物考古研究部门都参与了当地考古项目,如广西隆安县文物管理所参与了隆安娅怀洞遗址考古,黑龙江饶河县文管所参与了小南山遗址发掘,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中也有眉山市彭山区文管所的身影。
16个落选项目均获入围奖
据介绍,由于此次入围项目颇具竞争力,让参与评审的考古学家难以取舍,因此首次设立入围奖。26个入围项目中,落选“十大”的16个项目均获得入围奖。
王巍表示,去年是考古成果产出“大年”,入围项目数量多,竞争力也很突出。“至少有三四个项目我们认为应该入选,但数量有限,很遗憾没有选上。”王巍说,因此今年设立了“入围奖”,表示对落选项目及其考古团队的肯定。今后“入围奖”或将保留,年年评选。
■ 链接
2017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 解读
史前考古入围项目占比最高
按年代划分,2017年度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可分为史前石器时代、商周、秦汉和宋元明四个阶段。其中史前考古占比例最高,有9项入围。
王巍表示,石器时代考古项目往年一般有三四项入围,今年数量大增,表现非常突出。其中一些是聚焦国际热点课题进行的主动发掘,有助于增强我国话语权。
“比如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俄罗斯在其境内做了一些发掘工作,命名了很多文化。中国一侧之前做得很少,没有发言权。”王巍说,“现在我们做了,小南山文化命名的国际话语权我们就有了。新疆的通天洞也是这种情况。”
最终入选的十大新发现中,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是唯一的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该项目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完整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3500年前古人类生活、居住的遗存。专家认为,该遗址对研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欧亚大陆西部远古文化的相关性,以及探讨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群的迁徙扩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基本改变考古“跟着推土机走”
据介绍,今年入围项目呈现出一个突出特点:主动发掘项目占绝大多数,工作延续时间普遍较长,更加注重对遗址、遗物的研究和分析。
王巍认为,近年来各地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所以主动发掘项目越来越多。原先很多考古项目都是因为工程建设与盗墓催生的“抢救性发掘”,而现在这种“跟着推土机走”的现象基本得到改变,考古人员拥有更多机会围绕学术研究设置考古计划。
什么样的考古项目可以当选“年度十大”?
李伯谦介绍,考古项目的价值从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三方面考量。每年都会有新的考古发现,能够为推进考古学学科发展提供更多新的材料、新的信息、新的研究成果的,就可以入选年度考古新发现。
■ 盘点
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最”
最早的小麦
在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最早的小麦。考古人员表示,小麦的发现说明这里极有可能存在一条小麦传播的通道。
遗址所在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位于亚洲腹地,为进一步探讨更新亚欧大陆东部地区史前时期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对了解新疆地区4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大规模的车马坑
在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中,发现了车马数量最多的车马坑。
2016年-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战国时期的新郑郑韩故城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郑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坑内残存4辆拆车葬式的木车,加之之前的发掘,郑公大墓共有葬车48辆、马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特别是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的彩席顶棚、舆长约2.2米的大型安车,为研究周代车马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学术依据。
最大规模的道教遗址
江西省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2014年6月被发现。目前,考古人员已揭示出上清宫中轴线以东5000平方米范围,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三清阁、三官殿、明清碑亭等。通过与文献记载相互考证,推断主体殿宇基址建筑年代为明代。遗址出土大量宋至清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为研究道教发展史和道教考古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
王巍表示,此前我国宗教考古主要以佛教为主,道教遗址发掘较少,这是迄今最大规模的道教考古遗址。
黄河下游阶层分化最直接的证据
济南章丘区焦家遗址主要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
焦家遗址墓葬材料极为丰富。大型墓葬棺椁俱全,随葬品有玉钺、玉镯、陶高柄杯、白陶器和彩陶等,大墓附近还发现了20多座陶器或动物祭祀坑。中型墓葬多为一棺,随葬陶鼎、陶罐、陶杯、小件的玉石类装饰品。小型墓葬规模较小,多无葬具和随葬品。
“多年来考古学家苦苦寻找黄河下游社会阶层分化的证据,但都没找到。”王巍说,焦家遗址的发掘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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