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大卫·格罗斯曼

　　虽然他的名字时常被拿来和阿摩司·奥兹放在一起，但大卫·格罗斯曼并不希望有这种比较。不仅因为奥兹是他导师般的良友，更因为格罗斯曼喜欢在文学内部的不同地带探索属于自己的旋律。对他来说，写作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通道，但穿越这个通道的方式却是多样的——广播剧，书信体小说，儿童文学，或者写得又像悲剧又像喜剧的最新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他深知，人类的故事已被讲述千万遍，而艺术家的工作，正在于寻找抵达故事的千万种方式。

　　奥兹擅长破解家庭之谜，用笔深沉，格罗斯曼却是一头迷狂的温柔之兽，他有难言的伤痛——小儿子乌里死于一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在那之后他写出了令人心碎的《到大地尽头》，然而伤口何时才会愈合？他至今依然在用写作疗伤，给孩子们写小说，或者写下成人世界迷醉又痛苦的心灵旅程。《一匹马走进酒吧》，如此古怪的书名，背后讲述一颗古怪的心灵，这颗心被冷漠伤害，让格罗斯曼愤怒。

　　采写

　　新京报特约记者 柏琳

　　被冷漠激怒

　　“一出悲伤的喜剧，一出喜感的悲剧”

　　新京报：继令人心碎的《到大地尽头》之后，你带来了新的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小说的名字有点古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格罗斯曼：你肯定不希望我给小说取个无聊的名字，对不对？“一匹马走进酒吧”，就是千万个“一匹马走进酒吧”的故事的开端。由一个著名的笑话起头，接着唤醒了故事里许许多多的笑话——我喜欢这样的想法。

　　我受到了这样一个故事的启发，最终写成这部小说——军营里一个小伙子接到通知，让他赶快回家参加一个葬礼，结果他到了葬礼现场，大家都懒得告诉他谁死了，他出席的是哪个人的葬礼。这么多年来，我都认为这个故事象征一种冷漠的残酷性。怜悯的匮乏，爱的无能，让人们不再为他人着想。我被这样的冷漠所激怒，这是写成这本小说的心理动因。

　　新京报：《一匹马走进酒吧》被西方媒体评论为“回荡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声音”，我注意到你经常在自己的创作中频繁提到卡夫卡（比如那本“Be My Knife”）。

　　格罗斯曼：有人这么评价这本书，这简直是对我的恭维，我妈妈听了肯定会很高兴。卡夫卡是我写作的伟大灵感来源。他定义现实的能力让我叹为观止——卡夫卡写下的每一个文本片段，几乎都会立刻和文本自身发生冲撞，产生矛盾张力，这就使得他整个的写作气质呈现出一种噩梦般的样态。我长久地阅读他的书，从他那里汲取灵感。

　　新京报：《一匹马走进酒吧》里充满各种笑话，我听说你在写作前曾研究了大量的笑话。可这依然是一本悲伤的书，你自己如何看待这本小说的气质？

　　格罗斯曼：这是一出悲伤的喜剧，也是一出喜感的悲剧。更甚者，这本小说触及的是喜剧和悲剧互相冲撞的地带。

　　新京报：你的写作主题有三种：涉及巴以冲突和大屠杀的政治现状，孩童的冒险和困惑，以及人内心的情感漩涡。你坚持在报纸上发表政治声音，在小说里淡化政治性，但也许，当代以色列作家的命运是——他们的写作总会被解读成思考国家命运的密码，你如何看待这种“命运”？

　　格罗斯曼：我已经写了几本关于政论的书和随笔，但我相信每一本小说都有一个“政治层面”，蕴含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当然，当我写政论文章时，必须短小简练，并且在文末彰显某种观点。但在进行文学性的虚构创作时，就包含了太多的问题与怀疑，犹豫和矛盾，甚至要同时容纳两种冲突观点。《一匹马走进酒吧》并不是一本关于以色列的政治寓言，但它的确是以色列国内“鸽派”（左翼）和“鹰派”（右翼）两方共同关心的主题：两方都同时致力于创造他们眼中以色列人该有的生活面貌。因此这也是两方的悲剧所在，两方都经历了个人和国家的悲剧——对于鹰派来说，“六日战争”（作者注：发生在1967年6月初，也称“第三次中东战争”，参战方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战争导致数十万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沦为难民，成为中东局势不可收拾的根源，至今无法和平。）导致了以色列人生活在一种崩塌之中，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更是一种悲剧。

　　颠覆自我

　　“寻找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

　　新京报：你曾说过，写作是一种颠覆性行为，并且首先是颠覆自我。可以具体谈谈吗？

　　格罗斯曼：在每一本书里，我都试图发掘一种新声音。关于人类的故事，已经被讲述了太多遍，艺术家能做的，是去寻找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在这种新的方式里，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异、人们的生活和生命中的阴影，都得以揭露和呈现。在我已有的作品里，我用很多篇章来探索各种文体：广播剧，书信体小说，融合了诗歌、散文和戏剧的小说，乃至最新的这本《一匹马走进酒吧》——一本混合了取自以色列街头“高声部”（高雅）和“低声部”（平白）的希伯来语的喜剧小说。我喜欢尝试混合文体。

　　新京报：很多人都喜欢把你和阿摩司·奥兹来比较，对此你怎么想？

　　格罗斯曼：我倾向于不去拿我和奥兹或者任何作家比较。每个真正的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和发声方式。奥兹先生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导师，更是一个密友。当我开始写作时，我从他那里不断得到启迪和鼓励，还有我的另一个朋友亚伯拉罕·巴·耶霍舒亚，我们三个人之间有着罕见真诚的情谊。我们分享各自的手稿，分享彼此的写作观，我们彼此支持，并获益良多。艾萨克·牛顿曾说过，只有当我们站上巨人之肩，我们的视野才会变得广阔。

　　新京报：让我们谈谈你的儿童文学写作。你曾说过，你认为大人永远不会理解孩子的世界，那么你为何依然会写儿童文学？

　　格罗斯曼：能够写儿童文学，我觉得我是幸运的，由此我获得了一种进入自我童年的开放通道，再次体验做孩子的感觉。我很明白这种“通道”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变狭窄乃至完全堵塞，对我来说，写（儿童文学）就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始终开放这个通道。更甚者，我经常叹为观止于孩子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他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尝试进入这个世界，去学习社会、家庭的交流密码，去掌握语言和肢体行为的秘密。在这过程中，有一种值得深挖和唤醒的原始力量，我深深地着迷。

　　新京报：在先前的访谈里，你频繁提到服兵役期间，你总是身边带着法国犹太作家罗曼·加里的《童年的许诺》（La promesse de l'aube），为什么是这本书？

　　格罗斯曼：没错，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一次爆发冲突的战争中，我当时是作为后备军人在一个艰苦的地带服役——我所在的连里，很多士兵都死在了那儿。我当时有个古怪的习惯，每当夕阳西下，我就会跑到当时我们驻扎大楼的阳台上，翻开《童年的许诺》的某个篇章——从13岁起，我就爱上了这本书，此后的每一年我都重读，对我来说这成为一种周期性的沉思。

　　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如果我在阳台上读它，不戴头盔，不穿防弹衣，就这样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线里，我以这种方式去阅读，会帮助我记住——我在战争前的模样是什么，以及，我想在战争结束后变成怎样的人。通常，我会在阳台上读上六七分钟，之后飞快跑回最近的帐篷里。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的书。母亲是一个犹太人，是像一头母狮一样强悍的母亲。在战争的残酷岁月里，她始终陪伴在儿子身边，并且帮助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我坚持不去求证——我想要保持这种珍贵的“幻觉”，直到永远。

　　1967年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当时，苏联向埃及发送了以色列计划袭击的假情报。在《耶路撒冷三千年》中，作者记载道“至今我们也不明白莫斯科为何要发送这个假情报，我们也不清楚当时纳赛尔明明有数周时间去核实或反证这个情报，但他为什么选择了毫不犹豫地相信它”。战争以以色列获胜告终，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以色列阵亡约900人，而约旦、埃及、叙利亚联军合计阵亡2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