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之于爱，证之于——泪

　　大卫·格罗斯曼比另外两位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以及亚伯拉罕·耶霍舒亚晚出生了近20年，因此他并没有亲历以色列及犹太历史上的剧变，包括联合国181号决议、英国统治期的结束、“纳克巴”大灾难以及他出生前刚结束的耶路撒冷西墙之战。然而，在耶路撒冷出生永远不算晚——这座城市已经用三大宗教的流血与冲突谱写了上千年的历史，接下来，它的历史或许仍将以这种方式书写下去。在这座城市，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化漩涡，阴谋与星空并存，鲜血与玫瑰同在，所有人都身不由己，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三千年》中所写的：没有任何人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撰文/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在“爱”中寻找真实与圆满

　　在这个特殊的国度里，仅仅有才华是不够的。尽管奥兹和耶霍舒亚等人都在不同的小说中展示了自己的叙事才能，但如果丧失了身居以色列的“道德职责”，对耶路撒冷每一块石头的尖叫充耳不闻，那么这些以色列文学的意义将停滞在鉴赏品的阶段，它们将不再具有见证灵魂的深刻。1954年1月25日，大卫·格罗斯曼在耶路撒冷出生，他的父亲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做过巴士司机，后来担任图书管理员。在父亲的影响下，格罗斯曼从8岁开始就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莫吐尔历险记》给他印象最深，打开了他了解犹太世界的窗口，也在他的心中灌输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爱。

　　格罗斯曼的父亲是从波兰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二战和“大屠杀”是格罗斯曼自幼接触的话题。自然，格罗斯曼没有亲历过纳粹的暴行，他的父母也并非集中营的幸存者，“大屠杀”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集体性的、无法触及的记忆。“小时候，周围的人们在谈论大屠杀的时候不说大屠杀，而说‘那边发生的事’；我经常听大人们说‘纳粹野兽’这个词，我问他们野兽是什么意思，他们不告诉我。他们说有些事不应该让小孩子知道”。然而，一个优秀的写作者总能用自己的写作去重新见证。这也是他1986年在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证之于：爱》所表现的内容，借助一个9岁儿童莫米克成为作家的思路历程，一步步探索以色列大屠杀和纳粹暴行，在认知真实世界的过程中，莫米克本人也得到了成长。主人公的经历与大卫·格罗斯曼本人十分相似，在《证之于：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对纳粹与大屠杀的困惑，可以看到莫米克本人也曾被孤独所吸引，独居创作。在最后一部分中，所有离散的、噩梦般的故事汇聚成一个关键词——爱，通过这个词语来解释之前所有的痛苦与思考。这也是大卫·格罗斯曼写作的初心，他希望用爱去融化——而非遗忘——那些纠缠了多年的仇恨以及集体式的噩梦。

　　爱与甘甜，这些都是好的，也是反复出现在奥兹与耶霍舒亚作品中的砂糖；但在这之外，格罗斯曼对于记忆的真实性及现实世界有着更加明确的责任感，“儿童小说”对格罗斯曼而言意味着一种香甜的爱与希望，他拥有自由出入这个空间的能力，但同时，耶路撒冷也给了他一份沉重的责任。

　　以泪水见证小人物的伤痕

　　“见证”在格鲁斯曼的创作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1954年出生，到1986年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经历了32年的筹备期。对格罗斯曼来说，不是积累写作的文本天赋，而是沉淀内心的爱与泪。他必须通过对生活的理解将二者融合起来，然后才能写作，让更多的人在泪水中感受到博爱。

　　格罗斯曼自然是拥有天赋的。他在9岁就参加了一个国家广播电视的肖洛姆·阿莱汉姆问答比赛（明信片是他瞒着父母偷偷寄出去的），在比赛中击败了几位成年教授与评论家，不过主办方以“获得现金奖励不利于小孩子的成长”为由把他拦在决赛门外。

　　后来他又被国家广播电台聘为记者、剧作家和主持人（直到1988年，因为拒绝隐瞒巴勒斯坦领导人承认以色列政权的消息而被电台解雇）。但仇恨和民族隔阂也曾困扰小格罗斯曼的人生，在13岁的时候，六日战争刚刚结束，几个朋友打算叫上他去刚被征服的巴勒斯坦区游玩，却被他拒绝了，“他们痛恨我们，他们不希望我们出现在那里，我也不想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如果有什么能打破这种隔阂的话，那就是见证、写作、叙述——这三者凝聚成了格罗斯曼的写作灵魂，在所有以色列作家中，没有第二个人像格罗斯曼那样渴望叙述，无论是他在小说中的“我”，还是塑造的其他人物——《到大地尽头》的奥拉、《迷狂》中的埃斯特、《锯齿形的孩子》中的外公外婆……他们都迫切地需要一个“读者”，一个能够坐下来聆听并完成和解的听众；同时，他讲述的所有故事都来自真实生活，如果格罗斯曼亲历过，他就敞开叙述，如果他没有经历过，那他就想办法让自己去见证。

　　写作《证之于：爱》的时候，他调查了大量关于以色列屠杀的资料；1988年，在写作《黄风》的时候，格罗斯曼花了九周的时间采访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为了完成《锯齿形的孩子》中关于警察的部分，1994年，他又花了半年时间和耶路撒冷的警察呆在一起。

　　文学工作的深入无疑会损害到写作者自己。格罗斯曼写作的初心饱含着温暖与爱，一个人可以选择跳出常规的世界，独立判断，同时又在爱的回归中实现自身的圆满。但随着文学生涯的继续，人物“自身的圆满”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自身的支离破碎”，故事中的人物开始像奥拉那样，必须要借助他者的聆听、通过叙述将自身的灵魂保存下来。

　　对聆听的需求远远超越了作者叙述的欲望，这也和以色列的局势相关。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阿以地区没有就此平静，战争依旧在不停被谋划。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1995年的哈马斯暗杀袭击，几十年来，每一次冲突都在向作家宣示：一切爱的书写都是徒劳。格罗斯曼笔下的人物也渐渐遍布“泪痕”，他们仿佛时代的畸零者，用自身的破碎印证着历史的伤痕。

　　2002年，格罗斯曼似乎是累了。他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迷狂》与《她的身体明白》。这两本小说的政治意味不如之前那么强烈，沮丧情绪更重，也在读者间引起了争议，以致亚伯拉罕·耶霍舒亚给格罗斯曼写信说道，“亲爱的，别把我一个人留在战场上”。

　　怎么会呢。在那样一个每天都在降落催泪弹的世界中，战场、伤痕、痛苦是任何人想摆脱都摆脱不掉的东西，无需作家主动追寻，它们会自动砸向每个人的命运。

　　2003年5月，格罗斯曼开始计划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想刻画政治运动对私人生活的摧残，3年后，这本小说已经基本写完，只差最后一稿，但这时，前线传来了一个噩耗：格罗斯曼的小儿子乌里在黎巴嫩南部身亡，后者所在的坦克被一枚火箭弹击中，车内无人幸免……

　　参加乌里葬礼的除了他的好友奥兹和耶霍舒亚外，还有以色列邻居以及敌国公民的电话信件——那一刻，不分国界，只要是格罗斯曼的读者，都陷入了同样的哀恸。“我恐怕无法拯救这本书了”，格罗斯曼在葬礼上伤心欲绝地说道。

　　“但这本书会拯救你的”，面对格罗斯曼的绝望，奥兹如此回答。的确，这本书通过叙述，让一个深陷战争中的少年得以重现，也让乌里的灵魂在文字中复活。2008年，这本名为《到大地尽头》的长篇小说出版，荣获世界各地文学奖的同时，也感动了一批真诚的读者，尤其是以色列的同龄人，他们又在格罗斯曼的小说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就这样，眼泪继续成为格罗斯曼小说的主体——那些人，那些故事，无论篇幅长短，经历如何，都是一滴从耶路撒冷垂落的泪珠。

　　有时，我们能感觉到，爱和泪是特属于格罗斯曼的温柔，就像他小说中的父亲和母亲往往承担这两个如此不同的角色一样，他希望用爱去保护一些愿景中的东西，也努力用眼泪去见证另一些真实的东西。但在现实中后者总是更加凝重，令人窒息。“作家的职责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这是格罗斯曼写作的信念，“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